2003年对于中国新发展观的确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地倡导和呼吁，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今后要特别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经济开始新一轮增长，市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发展不协调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这种强调具有了更加深刻和更加紧迫的意义，也预示着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新发展战略的形成。

　　一、2003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问题

　　1、经济增长重新步入快车道

　　2003年世界经济仍未完全摆脱低迷状态。2002年还在谈论中国经济增长有“统计水分”的西方媒体，2003年却开始谈论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可能超过了10％。不过，中国经济确实出现重新步入快车道的种种迹象，尽管2003年出现“非典”疫情的重大影响，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学者们的预料，学界和媒体已经开始讨论经济是否又重新出现过热的问题。这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促成因素，一是在连续数年财政扩张的基础上，2003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有所松动，流通现金、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都有明显的提高，说明已经从单纯的财政扩张政策转向辅助以灵活的货币政策；二是投资和进出口的拉动，2003年1-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0多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6.2％；三是城市新型消费热潮到来的推动，2003年前三季度，商品房零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比增长44.8%和34.7％，与此相关的建筑和装潢材料零售额同比增长46.6％，轿车为主的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77.5％，与此相关的商品石油及制成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8.7％，电子通讯类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74.0％。

　　但新一轮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隐忧：一是金融风险。一旦出现新的生产过剩，如住宅和轿车生产若重蹈电视机生产的复辙，大量的贷款投资就会因收不会本息而产生新的巨额金融不良资产，根据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调查，金融风险被列为各种社会风险的首位。二是城市生产与农村消费断裂。近几年经济增长和投资的增长都大大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1998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3%左右，2003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也只增长3.8%，快速增长的城市生产似乎越来越远离9亿多农民的消费能力。三是潜在的无通涨过热。2003年1-9月的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只有0.7％，似乎刚刚摆脱通缩，但日常生活价格的无通涨容易掩盖房地产和汽车领域的投资过热。

　　2、 就业将成为影响今后社会发展的最大难点

　　中国已成功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基本温饱问题，这对世界的减贫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说，全球贫困大幅度减少在许多方面归因于中国经济神奇的增长，1990年代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1.5亿，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贫困人口反而会增加2000多万人。

　　但基本温饱问题解决后，就业成为新的发展难点。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供给，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现在每年最多能够创造的900多万个就业机会，但有2000多万人竞岗。到2003年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795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356万人，虽然“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加上其他企业、农民工和大学生中未登记的实际失业人员，“城镇调查失业率”超过了10％。到2003年三季度末，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0904万人，同比减少101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7061万人，同比减少448万人，集体单位就业1078万人，同比减少175万人，其他单位就业2766万人，同比增加522万人。另外到三季度末，全国不在岗职工1859万人，同比减少165万人。根据全国市民的调查，失业下岗被列为当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首位。目前，下岗和失业体制并轨的改革在继续进行，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广东、辽宁等省市已全部关闭企业的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增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非典”时期的最新调查，全国流动农民工达到1亿多人。按照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的2亿多人，即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测算，也还需要再转移约1.5亿农村劳动力。

　　全国高校在连续数年扩大招生后，大学生就业难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尽管大学毕业生的初职平均收入预期已经大大降低，但2003年仍有约70万大学毕业生待业。

　　现在城镇新生的生活困难人口和农村的贫困人口，除了鳏寡孤独、丧失劳动能力和大病患者外，多数是与失业或严重就业不足有关。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约35%是外出务工收入，有些省份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超过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财政收入。从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来看，就业在相当长阶段（包括经济快速增长阶段）都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严峻问题，必须从发展战略选择的高度来认识和规划就业，既要防止重走国家包下来和反城市化的老路，又要在完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高度重视就业机会的持续增加。

　　3、 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尽管就业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最大难点，但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却可能是社会不稳定问题最容易爆发的导火索。改革以后，特别是 1984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但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学界主流看法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分配体制、强调效率优先政策的自然结果，而且多数人相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的“倒U型”分配曲线，即在人均 GDP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阶段，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会自然缩小。但现在学界多数人的看法有了改变，人们看到我国的人均GDP已达到和超过1000美元，但各种影响因素表明，收入差距不但没有开始缩小，而且还在快速扩大。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左右（世界最不平等国家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61），而且高居不下，城镇最高20%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7%以上，城乡实际收入和福利差距接近6比1，城乡平均有20年的收入增长距离。

　　目前在人均GDP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一些中间变量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知识经济因素的加入使财富积累的速度大大加快，信息传递成本的降低使中间管理阶层分化，产业的聚集使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等等。 根据联合国掌握的数据，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后期，在73个有完整可比较数据的国家中，42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扩大了。

　　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收入差距的指标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不顾效率的平等也容易造成养懒汉和缺乏活力的状况，关键的是要建立社会公正的秩序，铲除那些造成不平等（包括机会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的不公正因素，如官员腐败、权钱交易、侵吞公有资产、偷税漏税骗税等等，特别应当注意国家财政分配必须有利于社会平等，防止以单位的集体名义获取特殊收益。因为人们的不满还不完全是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感受，更多地还是对造成贫富差距不公正因素的感受。

　　控制贫富差距应当成为今后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一个重要视角，一方面要努力促进并保护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自由竞争，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那些相对薄弱的地方和弱势的群体提供更多的扶助，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成果，而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所谓“已经获得的人要继续获得，多多益善，未曾获得的永远无法获得，一无所有”的“马太效应”的牺牲品。坚持分享改革成果的原则，才能保证民心之水载改革之舟。

　　4、 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坚持城乡统筹兼顾

　　中国目前有660多个大小城市，涵盖了3.5亿多人。农村人口仍占2/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3，“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农村转变的困难，要清楚的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一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目前中国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不到15%，但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还有约50%，而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还有约62％。相对于产业结构来说，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转换比较迟缓和滞后。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和我们测算的理论值，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应当达到50％以上，就业结构中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应当达到80％左右，城乡社会结构中城市人口的比重应当达到60％左右。而按照1990-2000年我国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的平均值推算，到202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可以达到39%，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可以达到70％，城市人口比重可以达到56％。这样，距离关键性结构转换的理论目标值，就还有一些差距，必须在政策和措施上做出相应的选择，努力实现关键性结构的基本转换。

　　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应当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而现在中国有大中城市单面突进的趋势，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越来越有了国际大都市的模样，而西部的乡村依然如故。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怎么建设城市（尽管大城市的交通、用水、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而是怎样改变农村，怎样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而填平鸿沟的关键，又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

　　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但中国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在人多地少的约束下靠种粮富裕起来，必须使广大农民具有普遍兼业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以上，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降低更为明显。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考虑怎样使农民的生活环境逐步城市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切实承担起农村改水、改路、改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约20%，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的71％。类似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城市化就会走进“拉美化”的陷阱。

　　5、 社会保障要起到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近两年增加较快，1998年为184万人，1999年为266万人，2000年为402万人，2001年为1170万人，2002年为2064万人。2003年到9月底，全国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180万人，其中下岗人员516万人，失业人员393万人，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400万人，农村的传统救济人数为1110万人。全国低保全年支出约150亿元，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均水平从高的约300元到低的不到40元不等，全国人均为55元。

　　到2003年6月底，全国的3423万企业离退休人员中，有1752万人实行了社会化管理，占52%，到6月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首次超过1亿人，基金收入394亿元，同比增长53.5％，但基金支出279亿元，同比增长65.0％。

　　我国的社会保障目前的最大问题，是解决个人帐户空转的问题。在现收现付的制度下，社会保障基金不但缺乏积累，而且存在很大缺口。特别是养老保障基金，随着退休人员比重的快速增加和交付养老金在业人口的减少，未来的缺口更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誉，实际上是要靠国家财政托底。即便是如此，我国的社会保障基本上还只是城镇社会保障，没有覆盖到农村地区，城乡之间由于就业方式和领域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在城镇单一社会保障的体制下，被社会保障水平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放大。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面临着很大的困惑，一方面，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解决基金缺口和“个人帐户空转”问题，防止社会保障侵蚀财政；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市场风险的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考虑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城乡差距的问题。作为一种可操作的选择，今后的恐怕要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突破口，逐步地建立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体制。

　　6、 人口结构变动中出现的新问题

　　2003年中国人口总量估计为12.93亿人，2004年预计将突破13亿人大关。由于中国实行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近10年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中国的总人口从1960年的6.5亿人增加到1995年的12亿人，差不多每5年就增加1亿人，但从12亿到13亿，用的时间延长到9年。现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已经降到6.5‰左右的低位，总和生育率降到1.8的替代水平以下，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人口仍然在8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多香港、两个多新加坡的人口。

　　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减缓，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过快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5％，一些大城市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超过20％，我国在短短20年的时间就从成年型社会过渡到老龄化社会，这个过程一般至少要40-50年；二是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严重，我国的新生婴儿性别比从1980年代初的108（每出生100女孩就有108男孩出生）发展到现在的约117，个别省份的新生婴儿性别比更高达130以上（如广东、海南）；三是人口出现教育素质的逆淘汰，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的农村；四是农村人口的健康情况成为农村贫困的一个新诱因，中国目前的艾滋病及其病毒感染者（HIV/AIDS）、乙肝病毒感染及携带者、结核病患者的总量在世界上都已经名列前茅，有些已经灭绝的病种又死灰复燃（如血吸虫病），而这些患者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农村，在医病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一人患病就是一家的贫困。

　　中国的人口政策今后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放松人口控制就会使数字庞大的人口增长绝对数出现反弹，而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则会加剧人口结构出现的老龄化、性别失调、逆淘汰等新问题，有控制地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7、 国民教育要走向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重

　　联合国2003年的《千年发展公约》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的困境，采取的重要政策就是要投资于健康与教育，这些投入不是有碍而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有助于人类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揭示，贫困的不仅是收入问题，也是生活能力问题，而前者日益掩盖后者，因为大多数基本的人类发展指标有上限，所以除了收入差距外，常常很难掌握贫富地区和人口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对于富裕国家和地区来说，有些指标也许意义不大，但对于贫穷地区，儿童入学率增加、成年文盲人减少、医疗健康情况的改进，都意味着贫困的减少的开始。

　　中国的人口教育素质在1990年代有了较大提高，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总人口中具有大学教育（含大专）的人口比例从142人/万人增加到361人/万人，具有高中程度的比例从804/万人增加到1115人/万人，具有初中程度的比例从2335人/万人，具有小学程度的比例从3706人/万人增加到3570/万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从15.9％下降到6.7%。

　　这些年来教育发展很快，教育的需求旺盛，特别是在城市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情况下，家庭的教育投资几乎成为家庭唯一不惜血本的投资。在近几年家庭消费的增长中，教育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各种家庭消费意向变化的调查，也都显示教育被排在首位重要的位置。

　　在这种强大需求的刺激下，教育出现向精英教育发展的趋势，出国留学潮也开始向中学生蔓延，而平民教育在很多地区却有被忽略的倾向。正像一个国家的潜在购买力不是以人口总量来衡量，更重要的是看人均购买力，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也不仅是看劳动力总量，而是看人均的劳动力素质。

　　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使贫困阶层能够通过选择能力的提高改变命运，使我们的劳动力在国际上长期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至少要使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重。

　　8、 社会心态的变化和社会观念的碎片化

　　随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观念也有碎片化的现象，即原有的社会阶层经由社会观念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某种断裂，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体化倾向明显，过去围绕改革方式、路径和方向而产生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权威之间的观念分野，已经被围绕关键性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阵营组合所取代。今后，社会观念的冲突将围绕着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健康、环境等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随着问题的变化，争论的阵营也不断重新组合，这是社会观念冲突发生的一个新变化。

　　二、2004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以上所分析的那些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将决定着2004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这个走向的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很可能出现新一轮的高增长期，城镇正在启动由住房、汽车、通讯和教育带领的改革以来的第三波增长高潮；二是经济单项突破的路径走到了尽头，统筹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正在形成；三是改革将进入最为艰难的阶段，所有的改革深化都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密切相关，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日益提上议程；四是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加入WTO承诺的时间表将形成改革的倒逼机制，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体制的深层改革；五是社会观念的冲突将围绕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产生新的利益分野。

　　2004年可能的走势以及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分析如下：

　　1、统筹、协调的新发展观和新发展战略将进入具体的实施和落实过程，并进而对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但经济发展本身已经进入主要由市场推动和调节的轨道。

　　2、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高潮，增长率可能会超过近若干年来保持的7-8%的平均水平，消费市场有望走出近年来的低迷和通缩，个别领域甚至会出现过热现象，从而导致原材料、能源和资金市场的紧张。为防止经济增长出现新的不平衡和生产过剩状况，政府会采取一些新的措施来防止经济过热。

　　3、 投资向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势头将更加凸显，在东西区域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南北区域发展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

　　4、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的状况，在新一轮增长高潮中将进一步加剧，经济增长与股市行情、就业状况、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脱节甚至背离的情况将成为如何分享改革成果的棘手问题，但消费市场的多年低迷有望得到扭转。

　　5、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将在众多的疑虑和困惑中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并与东南地区的加快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形成发展战略的三足鼎立之势。

　　6、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在2004年将更加突出，就业的紧张将使大学生的初职收入预期进一步降低，并由此产生倒逼机制，迫使高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实行改革。

　　7、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速度以及土地价格上涨的预期，将引发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并有可能带来各种土地纠纷、拆迁冲突和地权矛盾的冲突升级。

　　8、 城市水资源的紧张状况将会越来越明显，城市的普遍缺水将成为城市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爱滋病、结核病和乙肝病在农村的蔓延，以及农村地表饮用水的污染，会成为公共健康安全巨大的潜在威胁。

　　9、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人力资本建设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无限供给的一般劳动力与急需人才的结构性紧缺形成的矛盾，给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和培训提出新的要求，人才工程和能力建设将成为一个新的重要议题。

　　10、 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虽然近期出现上涨的问题，虽然引起广泛关注，但这是市场调节农业生产比较收益不断下滑的正常反映，在坚持自产为主、进口调节的政策下，粮食安全不会成为影响全局的严重问题。（来源：中国网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李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