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达姆被捕之前，他的时代就已经随着巴格达的解放而结束；“别开枪，我是萨达姆，伊拉克总统”的声称，剩下的只是末路囚徒的彻底颓败。美国总统布什与他的军队取得了期待已久的胜利，布什在未来总统选战中的优势更为明显，美国政府中的鹰派势力也将随之上涨，其战略重心将进一步向东亚倾斜并修正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的又一个敌人倒下了。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国家）没有永恒的敌人，却永远需要敌人。每一代美国政治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当年的尼克松懂得，现在的布什也懂得。这两位美国总统都曾领导过战争，都知道如何去确定自己国家的敌人，并通过民主程序动员民众发动战争打击敌人，以追求永恒的利益（包括价值观的利益），壮大美利坚民族国家。如果后世美国人要说布什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一个杰出之处一定包括，他曾经果断地为美国确定了“合适”的敌人，即所谓“流氓国家”。

　　然而，伊拉克民族国家即使最深刻地体验了这一利益政治的原则，有的也是无边的尴尬。她是一个小国，却拥有如此巨量的石油资源，处于这样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她没有太多的选择，要么做大国的附庸，要么就必须面对大国的挤压。不管她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只要她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小国，就会受到大国的挤压，迫使她出让一部分让整个世界疯狂的石油资源（不论以何种方式出让）。如果她不愿做附庸，也不愿做出让人满意的出让，她大概会面临与大国的无穷无尽的冲突和纠缠，直到战争。这种战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旗号，但都是战争。伊拉克太容易成为大国的敌人，成为一个自己无法抗衡的大国的敌人，这似乎是这个国家命定的悲情处境。

　　这一重尴尬并不会随着萨达姆的被捕和被审判而消失。这一重尴尬更属于未来的伊拉克民主政府。对于刚从专制暴政下解脱出来的伊拉克民众来说，或许没有什么事情比人权得到尊重、民主得到落实更加重要、更让人兴奋了。但是，即使跨越重重障碍，伊拉克的民主政制得以建立，即使民众的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得到保障，一个难题仍然挥之而不去，那就是，伊拉克人要不要、能不能捍卫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

　　这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伊拉克民众今天要民主要自由是为了什么？不正是要伊拉克民众自己来决定自己、国家及其资源的命运？如果伊拉克民主政治体制真正落实为主权在民，那么，代表全体民众的政治家首先要面对的政治问题就是民众强烈的吁求——伊拉克民族国家要不要独立和自主？是不是要做大国的附庸？

　　但是民主伊拉克的政治家们会发现，自己要做出捍卫国家经济自主权的政治决断将会相当困难。这种困难其实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朗了。美国今天操控伊拉克资源用于重建，并拒绝自由世界的盟友法德等国参与重建工程的投标，明天未尝不会对伊拉克回收经济主权的要求冷面相向。不难想像，如果有些伊拉克政治家想动员民众来取消大国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操控，恐怕他们马上会发现大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民主政体内培养起瓦解和压倒自己的力量。对于大国而言，除了愿意臣服于自己的独裁者之外，恐怕就算民主政体最容易操纵了。如果说民主政府可能很难积聚起足够的民众力量来避免成为附庸国家，也就意味着全体民众要独立的主流诉求可能无法实现，这似乎是伊拉克未来的民主政府极难处理的政治悖论。伊拉克很有可能的一种前途就是通过做大国的附庸来维系国内和平、保护人权，同时面对极端势力此伏彼起的威胁，面对若隐若现的与大国的政治冲突。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更客观地理解萨达姆的失败。首先这是一个没有信念的专制者的必然溃败，他已经放弃了捍卫国家独立这一惟一的统治资源，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其实未战先垮；其次，其专制的统治方式不仅无法有效地聚集民众的力量，而且使民众蒙受了专制统治的诸般折磨。萨达姆从英雄到暴君的历程，也是伊拉克国运衰颓的过程。伊拉克在一个最糟糕的专制者的领导下战败，是这个小国的大悲剧。

　　这个战败的小国如何才能复兴？这是民主伊拉克的政治家们将面临的最根本挑战。或许新一代的政治领导者甚至已经没有这种追求了。如果大国的政治家采用很理智的帝国统治术，不搞得太过分，何必要通过民主体制动员足够力量去进行那种似乎无望的抗争呢？尽管这种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必然是原教旨主义者生长的肥沃土壤，也可能最终难以压抑追求自主的新生力量，但恐怕比起与大国谈判或者抗争来，还是要轻松得多。

　　萨达姆时代半年前就已经终结，但是伊拉克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家，会有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前景仍然十分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