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市场化改革在大踏步前进，但农村的市场化进程严重受阻，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和民主政治权的落实不同程度上受到损害。

　　我们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是让农民的维权活动在我们权力体系的旁边生长，还是通过改革，让它在我们自己的系统内逐步化解？

　　文/党国英

　　俞梅荪又为我们讲了一个关于农民维权的沉痛的、暂时归于失败的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尽管我没有去过发生故事的四川自贡市，因为农民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摆在那里，也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其他地方目睹过类似的故事。从大的历史跨度看，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对这个故事，我不能再就事论事地写下我的评论，因为这种评论已经没有意义。

　　5年前，我曾经发表题为《圈地狼烟》的评论。5年过去了，圈地之风愈加炽烈，更多的农民被资本和权力排挤出自己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

　　中央政府的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地发了出来，想约束地方大员和小吏，但约束收效有限，涉农土地案件堆垒如山，农民只好不断上访，乃至中央政府用空前严厉的措辞批评地方干部。

　　我们遇到一个刚性极强的权力结构，一切道德劝说在这个结构面前趋于化解。作为一个农村问题学者，我深感怅惘、忧心。

　　但是，我们不能沉默。我们不想再讲什么学术话语，不管这个话语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我们也不想只做那种归于清流的学者，在农民痛苦的面前，在国家命运的面前，等待事变的发生，好让我们证明一个学理观点，得来一个学术的奖赏。

　　我们要把事实告诉我们的官员，告诉我们的农民，告诉那些最有可能决定中国命运的人士。或许我们共同打造的清醒使我们的力量得以增强，更深入的改革由此开始，农民的痛苦得以减轻，中国社会的转型得以平稳实现。

　　农民话题不是一个道德话题。当今世界的一切主要国家都曾在工业革命中发生了对农民利益的损害，侵占他们的土地，侵占他们的劳动资源。

　　走在前面的那些国家，工业革命成功了，农民变换了历史角色，而剩下的农民成了受政府农业政策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

　　人们回头过来聪明地说道，为换得这样一个历史进步，农民必须付出代价。

　　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的痛苦不可能无涉国家命运。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英国和她的部分殖民地幸运地减轻或避开了农民问题对国家社会转型所发生的颠覆性的影响。

　　英国在工业革命的同时，通过开拓地域广袤的殖民地，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工业革命排挤农民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但其他主要国家没有这样的幸运。比如，德国就因为农民问题没有解决好，使其“自由民主的发展被截断了若干世纪”。

　　与欧洲国家一样，1949年前的中国农民在社会转型中的悲惨也来自两种剥夺——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和市场对农民的剥夺。其中，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是关键所在。

　　中央政府对农村的实际统治，要依赖于其在农村的层级代理系统。系统变得庞大混乱，并开始出现对农民土地的巧取豪夺时，危机就会发生。

　　在近代，还产生了市场对农民的剥夺。从要素市场到产品市场，分散的农民与那些和官府密切勾结的商人相比，没有平等权利，这样农民会加速走向破产。

　　中国农民已经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

　　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在国家控制的市场上通过“剪刀差”向国家贡献了数千亿的资金。在改革开放时代，农民又在土地要素市场上向城市部门贡献了数万亿的积累。

　　这还不够。农民在基本权利上，未能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

　　城市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在大踏步前进，但农村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严重受阻，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和民主政治权的落实不同程度上受到侵害。

　　中央政府早已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更把“三农”问题时刻挂在心上。政令出台不可谓不急，关切之心不可谓不重，然而，政令不通、执行不力成了大问题。

　　这不是一个基层官员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结构问题。这是真正的危机所在。这次，我们又从俞梅荪的报告中嗅出了这种味道。

　　农民上访不仅是中国农村稳定的指示器，也是中国政治效率的指示器。我们不管坊间流传的关于农民上访所内涵的“百分比”的说法，但冷眼观察，农民上访形势在起变化。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要完善自己的统治，总需要一个层级代理系统，可是，我们眼见得这个层级代理系统发生如此多的问题，那么让中央政府心忧，不该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么？

　　我们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是让农民的维权活动在我们权力体系的旁边生长，还是通过改革，让它在我们自己的系统内逐步化解？

　　我们只能选择改革之路。 ■

　　党国英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曾发表大量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经济评论和翻译作品。近年研究关注的焦点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