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们不曾有力地表达我们的生命关怀，我们每个人为生活的冷漠增添了一种冷漠，为生命的严酷增添了一份严酷

　　文/余世存

　　生存权是我们中国人可以表述的最重要的人权成就之一。在SARS期间、世界艾滋病日等日子里，我们的政府领导人都表现出他们对社会个体成员的尊重，对生命至上的关爱。遗憾的是，某些公务人员以至掌握资源的部分国民，却对中国人生命的理解和尊崇表现得实在令人遗憾！

　　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对生命抱持无所谓的态度，历史的反思尚未开始，现实的悲剧又不断地强化我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以为，在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有一些代价是必要的，有一些成就足以抵消我们的不足。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只是借助于有识之士的努力，那些戕害生命的事实才以令人难以呼吸的方式拷问着我们的灵魂和神经：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瞒天过海地抵达所谓前途？为了一种可计算的一己安危，我们每个人是否值得去上演现代的变形记？

　　李思仪事件就是这样的一起事件。一个三岁的孩子，在几个官吏的冷漠中，在自己的家中被人间弃置，活活地饿死，十几天后才被人发现。

　　我们的想象力在此结束，我们的想象在人间难以通过，无力穿越。在我们想象力终止的地方，行动开始了。我们必须行动，以实证我们仍是一体，以实证我们血肉的心相通。

　　声讨、抗议、反思、为李思仪禁食一天，等等活动，在网络世界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那些在良知和社会正义上都践踏了我们底线的罪人们暴露了他们的面目。我们需要在心里、在行动中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

　　李思仪事件中的维权活动，是2003年中国人维权年里最为本质的活动，因为这一维权是跟国人的个体反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李思仪禁食即有反诸己的要义。这一维权有形而下的悲愤，有形而上的思虑；这一维权既是中国人生命意识全局式退潮中一次绝望的回溯，又是中国人生存缺陷里一次英勇的越升。

　　就是说，李思仪事件不仅是以一种凄惨得恐惧、官僚得卑劣恶心、麻木得惊心动魄的方式给我们引以为骄傲的生存权成就抹了黑；而且它逼迫我们重新打量我们的日常生活，重新看待我们的历史和未来。

　　我们往往想当然，官僚主义、吊儿郎当的态度就是几个公务人员的问题；实际上，从我们每个个人到公务人员不过是一个名称的变换。我们往往想当然，李思仪事件太偶然，太个别，太特殊；实际上，不把人当人看，而把人当作货物，当作工具，正是我们很多人的常态。我们还想当然地淡漠或无视生存权本身的丰富内容：它是人的天良的自然表达，是人生意义价值的底线；它是人的发展机会的自觉起点，是人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神圣最天赋的资质权利。我们还想当然地以为生存权的鉴证只是存在于个体与国家之间，而对活生生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抱持事不关己的态度。我们忘记了，正是那些无名无姓的同胞对生命的尽力维护，才使得我们的生活庶几免于恐惧和匮乏。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文明传统同样有过生命至上的表达，“不傲无告，不废穷民，嘉孺子而哀妇人”的圣贤用心代不乏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大德的教化则是我们的精神信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己及人的同情恻隐之心更是我们的文明律令。

　　但是李思仪事件却让我们反省自身的冷漠和麻木。我们还要反省的是，是不是只有像李思仪事件这样惨烈的表现方式，才能刺痛我们坚忍的心智和脱敏的神经。由于我们的无动于衷，在我们生活里正在发生无人闻问的惨剧；由于我们默默地生，在我们生活里正有无数无名无姓的人在“暗暗地死”；由于我们不曾有力地表达我们的生命关怀，我们每个人为生活的冷漠增添了一种冷漠，为生命的严酷增添了一份严酷。

　　在李思仪面前，我们的维权都失去了重量，尽管它是悲壮的，它是值得致意的；李思仪和一切如李思仪一样的中国人，都有一个无声的问：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 ■

　　余世存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原《战略与管理》杂志主编，本刊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