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伊拉克重建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或许在于法德等世界强国和联合国在重建工程投标等经济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但这些问题对于伊拉克人而言紧要程度要低一些，因为伊拉克作为战败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权，事态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的自我约束和国际社会的制约。民主建设这一政治议题对伊拉克人来说更根本，也更关系长远。

　　关心伊拉克前途的人士大概有一个共识，即一个新的伊拉克应该厉行民主政治，切实保障公民人权，彻底洗涤旧伊拉克留下的污垢。至于如何实现这一共识，一种有力的见解是，只有现代社会的文明理念和它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才能救得了伊拉克。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难点一在于如何设计民主体制，二在于如何在伊拉克根深蒂固的传统文明和社会结构中生长出民主政治文明来。

　　战后伊拉克的民主体制将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民主体制和民主理念一样，并非只有一种选择，而可以有多种版本。不同的民主政制的选择，自然会有不同的实质性政治后果。美国主导伊拉克的民主建设，一个很正常的政治诉求便是，要在未来的伊拉克民主政府中开辟发挥影响的良好通道。美国中东问题专家托恩辛（Ｃｈｒｉｓ Ｔｏｅｎｓｉｎｇ）近日在《华盛顿邮报》上重申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点，即美国在伊拉克的“核心地缘战略利益”有三条：保证石油供应；防止不友好势力或其他势力的组合在当地建立霸权；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及其和周围阿拉伯国家的稳定关系。但是落实这一诉求需要克服一个困难，那就是，如果完全由伊拉克人自己来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恐怕不要等多久，就可能会选举出一个不怎么听话甚至唱反调的民主政府来。因此美国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伊拉克的“民主进程”。

　　在民主体制设计问题上，目前美国主导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与伊拉克什叶派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个重要分歧。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早在6月就宣称，伊拉克制宪会议必须由选举产生。最近西斯塔尼再次强调明年6月的选举必须是直接普选，而不是美国指使临管会提出的间接选举。而美国则要做一做好龙的叶公，尽力避免一人一票的真正民主选举，通过“控制式民主”来移交主权。按托恩辛的说法：“美国将会力图策划创造一个可预期的不会反对（美国）战略目标的伊拉克政府。”这一计划遭遇了重大挑战。不久前，大批什叶派民众在伊拉克南部希拉省连日示威，要求直接民主选举省长，美国任命的省长被迫辞职，占领当局再任命的临时省长依然受到什叶派的抵制。关于民主体制设计的政治冲突或许将深刻影响伊拉克的民主进程。

　　不过，这还不是最困难的地方所在。更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在伊拉克既有的文明基础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生长出民主政治，其文明与社会需要经历哪些发展？

　　已有识者指出，中东伊斯兰国家都存在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国家”不是认同的对象，民众认同的对象或是低于国家的部落，或是高于国家的宗教。也就是说，在那里，部落和宗教高于国家，这些国家其实大多是部落联合体，因此，除非他们建立的是绝对的神权宗教国家，否则就难以建立真正的国家认同。而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在中东恰恰是反原教旨主义的最世俗化倾向的国家，那里的人民并不是国家的人民，那里的领袖也并不是国家的领袖。

　　没有国家认同，难有民主政治。国之不存，民将焉附？西方国家进入现代的过程，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现在要在伊拉克推行民主，首先就要培育起公民的国家认同；而要在传统的土壤上培育起国家认同，反过来需要一个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体制的训练和支撑。如果伊拉克不通过全民选举的制度安排将国家主权落实于每一个公民身上，则民众的国家认同恐怕很难真正建立，民主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将受到严重损害。而正好在全民直接普选的问题上，主导伊拉克民主进程的美国很难做出让步。这一矛盾，才是伊拉克重建的真正核心和最大矛盾之所在。

　　西方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文明的崛起，西方在包括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之上，创造出了一套现代国家的制度文明。同样，伊斯兰国家能否在现代情境下主动推进伊斯兰文明，以及真正把握西方现代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发展脉络，并将这两个方向的努力聚合起来打造一个新的文明，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资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伊斯兰国家将在未来世界占有何种位置。在这一迈向文明复兴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比公民的政治教育更重要的事情了。目前迫切的问题不是抱怨或阻挡民主制度，而是通过民主制度的建设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具有政治使命感的国家公民，而非全球化时代下没有负担的享乐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