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从对我国彩电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到突然提出对中国的几类纺织品实行新配额；从对来自中国的可锻铸铁管件征收反倾销税，到对中国产的木制卧室家具进行反倾销诉讼，这些在短时期内密集推出、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种种贸易歧视政策，凸显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日渐抬头。

　　美国针对中国产品堆砌的贸易壁垒，不仅因其严重影响了中美正常贸易往来而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抵制，同时也因其轻率践踏了WTO框架下的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从而受到全球经济界的广泛批评。就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发出警告，认为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将使全球经济的灵活性受到侵蚀。

　　尽管经济界和理论界人士排除了现阶段在两国之间发生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但大家还是共同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出于遏制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目的，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本国产业安全的过激性防卫和对本国企业的过度呵护，我国企业今后将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看待贸易摩擦的根源，并从中找到一些应对之策，今后将会遭遇到更多的类似摩擦。

　　纵观近年来中国曾经遭遇和正在经历的贸易歧视，绝大部分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不管是中日、中韩之间围绕农产品引发的贸易纠纷，还是中美、中欧之间围绕制造业产品所引发的贸易摩擦阴云，其发端都是贸易摩擦的发起国以种种证据和理由，指责中国产品因为“低价倾销”或者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国同类产业的正常市场竞争，进而导致相关企业的利益受损和产业工人的失业。

　　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凡贸易保护的对象，也大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种格局，是因为这两类产品往往属于制造业的范畴，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技术含量，而且往往具有极强的替代性，其对生产国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吸纳大量的就业工人，这就使得这些贸易保护国敢于视国际贸易规则于不顾，单方面设置进口壁垒。相反，如果进口产品属于该国难以生产的高技术产品，或者是该国不屑生产的重污染型产品，他们往往就会具有极强的进口依赖，而此时，他们恐惧的是出口国的出口限制。由于贸易歧视政策维护了该国一些特定产业和相关阶层群体的利益，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热烈吹捧。

　　尽管绝大多数贸易摩擦，最终都会在当事双方的沟通磋商或是在有关国际贸易仲裁机构的公允裁决下得以消弭，但事后反观这些影响面极大的贸易摩擦风云，不管每一个回合的周期长短，莫不使牵涉其中的众多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伤害乃至巨大的机会损失。基于这个认识，为了争取一个持久稳定的出口贸易环境，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成本，确有必要重新思考我们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出口战略取向。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视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相应地大力发展起了诸如纺织企业等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随着高新技术产品日益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品种，再加之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供过于求，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它们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越来越不成其为“优势”。更何况，如今在国际市场上，即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市场竞争优势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简单地局限于“成本价格”，而是涵括了价格、质地、工艺、原料、科技嫁接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因素。

　　“比较优势不等于竞争优势”，由此看，跳出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的惯性思维，已势在必行。这种战略调整，不但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过于强调劳动力成本优势，忽略出口结构中的非价格因素，同时也将使更多的企业因此而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损失。

　　（作者 严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