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径依赖

　　杜兆勇/文

　　知名传媒《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03年12月29日推出100版，用以清理当年大事，并瞻望未来，用意甚佳。该报在第2版登出记者吴铭先生采写的《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的文章，由于第1版无文章，事实上此为该报之头版头条。然而这篇文章却无论如何不能轻松过关，因为这牵扯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径依赖，断不能不对此重大问题发言辩难。

　　甘阳虽然使用了一些概念术语，然而其框架并不清晰，并显混乱，几乎不能支撑其体系。甘阳先说了一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不是，然后开出建立“文明-国家”的药方乃在于大补中国的“历史文明”。甘阳之学说，要害在于对于民族、国家、文明进行了肢解，割断了个人、族群、文明、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样下去中华民族不但不能成为“文明?国家”反而要先丢掉文明，次丢掉国家，再次丢掉民族。文明这东西主要在于思想感情的继承，这也就是欲灭其国必先灭其文的由来。只要随便翻看一下历史，日本学者在二战时生搬硬套考证大和民族和西洋强势民族有渊源关系便一望而知。

　　现在让我来逐一说明，一般来说先有人，其次有民族，其次有文明，其次有国家。这时的国家概念，也是很野蛮的。人类社会从人相战、族相战、国相战到人相和相战、族通过国家相和相战，而甘阳先生从中找不到怎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最大值？又怎样才是族的最大值？又怎样才是国的最大值？人的最大值？所以他只考虑怎样才能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怪不得他不得要领，要焦虑了。

　　在历史上由于以往的民族和蛮国往往混同，争夺势力地盘，征战不断，尤其是欧洲为害惨烈，各个民族的贵族末了认识到这样下去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所以逐渐学会妥协，保存自己，慢慢形成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近代国家，这就是欧洲最先过度到民族国家的原因，主要在于欧洲贵族的先知先觉。

　　现代文明基本确立了这样的规则，在一个区域上，自然生活其上的可能是单一民族也可能是多民族，其中一伙武装集团战胜了另一伙或几伙武装集团，虽然也建立了国家，但却不被国际上认同，原因在于现代国家必须是民族利益共同体。所以在暴力革命阶段过后，必须经过这个“国家”的国民自由认同这个国家，始能称为现代国家。苏俄的瓦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解、南斯拉夫的分解也没有逃脱这个过程。在另外一些国家情况可能是这样，也就是这些国家的革命党转化为改革党，并进而由全社会的领导党转变成议会的大党，整个社会的所有力量进入法治轨道，任何党派不再享受治外法权，一般在根本法或政党活动法案中明确规定。相对于欧洲，亚洲或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上要慢一拍或几拍，国际社会也通常给以额外的宽容。通常认为即便是外来政权主宰这个国家，如果该国家50年内不发生流血反抗，也基本上勉强认同这是一个国家。

　　简单来说，人、族群是文明的主体，国土、器物是文明的客体，国家介于两者之间。由于国家的本质在于暴力的优势，而暴力的局限性和天然破坏性、不易控制性，又使国家比较难于参与文明的交换，暴力如果不进行开疆拓土基本上是巨大的成本，所以国家又带有反文明的倾向。由于个人、族群的民族共通性，其中主要是共同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又使个人、族群不得不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国际竞争。只有交换越来越频繁，才能逐渐打破国家的封锁，各种资源因比较而选择适合的价值，最终延续所有人的生存时间。

　　关于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依赖问题，必须用动态的眼光加以观察，甘阳的问题主要出在观察问题的静态上，本来想回避现代“民族-国家”绕不过去的那个问题，却不自觉的抽空了整个民族、国家、文明的体系。

　　上面说了，人类的整个发展史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或全人类寻找最大值的问题。甘阳大概是赞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并且极力从中寻找富强之道。但我不能同意甘阳的道路选择。这实质是一个中华民族如何参与世界竞争的问题。

　　中华民族的固有文明当然殊可宝贵，然而文明的发挥威力关键在于主体即族群对客体文明的汲取能力。即使两支装备完全一样的军队或完全不一样的军队，都使用孙子兵法打仗，双方互有胜负，并不表明孙子兵法如何如何。并且现代文明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她已经是一个体系，是一个活的体系，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制度。如果甘阳先生认定，我们靠洋人看不懂的“三坟五典”或地下新发掘的宝物，就可以战胜洋人，我是万万不能相信的。文明是一个活的体系，她的表现在于其文明民族的活力，也就是其民族的现实实力，推延乃是受文明恩惠的全人类之活力。即使有人对中华文明三呼万岁，将我们全部放置在全世界每一个博物馆之显赫位置，而中华民族主体却已经奄奄一息，在我看来则是人世间最大悲剧莫过于此。回望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四夷臣服都是中华民族强盛之时；近代以来我们被人打完左脸打右脸，就应该承认没有神功；时刻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压倒启蒙确实情非得已。文明是一种体系，其主体与客体均参加世界交换是为常态，文明因竞争而互争雄长相互促进是为常态，互相毁灭是为变态。

　　由于近代人类的交往日益增加，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更多是文化的交换，有时还伴以血与火的冲突。人类不同的主体不像文明的客体那样没有意志，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是会发生冲突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的冲突也逐渐变得文明。比如美国等国家的太空研究，为全人类应变地球的突然危机提供了一种选择根据。

　　关于民族、国家、文明的强势状态乃在于该民族、国家、文明被世界认同并成为主流，使该民族、国家参与世界事务能最大限度提高全人类效率，节约资源，能使人类得到最大生活满足，并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如果一个民族的孩子们无钱上学，别人的教会要来免费办学，难道不可以商量吗？如果一个民族使用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能源的汽车，对别人的既节能又环保的汽车，有什么道理加高关税壁垒呢？如果一个民族管理自己的企业乃至公共事务没有效率，制度性的*，缺乏改革动力，交给别人来管理乃至托管难道不可以试一试吗？

　　世界不会答应中国不变革，因为任何国家低效都是对人类资源的侮辱和肆意毁灭，中国人有能力逐渐适应挑战的压力。胡适、陈独秀、孙中山、张君劢哪一个不是既传统又现代的大家呢？文明必先文明其人其族，其次文明其国。莎士比亚一百年前就活在俄罗斯人心中，普希金讴歌着大俄罗斯的开疆拓土，被介绍给中国人的却是唱着童话的普希金。又有多少人了解现在还戴着提倡走法西斯道路帽子的“战国策派”的富国强兵理想呢？即使同样比运用中国典籍于管理，恐怕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和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无从比起吧，因为文明的主体客体随着时空而流转。甘阳先生是要恢复三代前后的传统还是自己所说的康梁传统，康梁是传统还是现代呢？恐怕中国再大大不过世界吧，自己走进去成为世界的中心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文明同样充满着残酷，这是要提醒甘阳先生注意的。当然现在也有条件将一种文明进行冷处理，保留标本，使用的时候再激活。甘阳先生提到了土耳其，并且为其不完美三叹有余。根本问题在于无论土耳其还是泰国，都已经是近代文明的产物，人类永远无法回到原本的传统时代了。冷兵器用刀杀人，热兵器用炸弹杀人，都不改其本质。如果非要作一个决断，民族、国家、文明相比较而言，民族最重，国家次之，文明更次之。国家可以像以色列一样复兴，文明也可以再造，而民族主体一旦被毁灭，则一切都完了。多少文明、国家、民族烟消云散，一个民族生存下去，有权利得到她最需要的东西，我们应该庆幸黄帝始祖留给我们的一切地上的、地下的东西，应该高兴世界大门敞开。

　　文明的问题不但在继承，更重要的是创造，即使发现八阵图，又怎么能跟核子弹相比呢？而且文明不但有着强烈的空间色彩，更重要的是时间色彩；不但有着强烈的客体色彩，更重要的是其主体色彩。中国和印度相比，印度的传统文化是保留或恢复的较好，那里有英国教育出来的律师甘地的贡献；韩国的实学没有近代东西洋文明的刺激，恐怕也不会焕发持续的生命力；日本大儒山崎An（门里音）斋教育学生们说，你们的学问来自哪里？学生们答曰来自中国的孔孟，山崎又问如果孔子孟子率兵来攻打我们怎么办？学生们回答不出。山崎告诉他们，击败他们，你们就是真儒学了。日本的东洋学家门在拼命反思“武运长久”没有结合好“协和化”，导致了支那事变的失败，而我们的学者都在干些什么呢？！还是重复着日本侵略，没有搞明白当侵略国与被侵略国只能选择其一，那么只有傻瓜才不会选择。因为不会选择，导致我们今天经常的矿难不断，别人都不再流血了我们还在流。历史在那时就是：流血得到的东西比流汗得到的东西宝贵。我们输了甲午，日本赢得了亚洲的出线权，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追上她。

　　我始终不能明白甘阳先生为什么要割断“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的道路，那样的话，我们如何面对世界竞争？我确信我们活在21世纪的世界，无论横的漂洋过海或纵的扎根大陆，都无法改变我们因为现代而传统，因为传统而现代。我们民族国家的进路就是文明国家的进路，两者而不是相互割裂或对立的关系。

　　怎样对待我们的历史？怎样期待我们的明天？这是每一个政治家，每一个学者必须考虑的问题，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回望历史，我们清楚的发现，不管是法西斯道路的德日意还是民主阵线的英美法都成功了，而我们选定的不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共产主义，却导致了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难道这就是甘阳先生所要追求的王道乐土吗？难道我们还不迷途知返吗？

　　在今天比刀枪剑戟比坚船利炮更残酷的竞争中，要想取得胜利，在于发挥民族主体乃至每个人的主动性，珍重自己的民族文化，更珍重世界文明，文明的演进正在于交流、碰撞，甚至需要主体的通婚之类的交流、变异，退可以保我民族任何人离开国土在别的国家都可以竞争担任高级职务，进可以保护在世界任何地方生活的中国人，即凡有中国人活动的地方，都可以视之为我动态国土；他国之国民在我国也同样受到保护，则世界由欧盟进而达到世界同盟矣。

　　现在用一个故事结束对甘阳先生的论战：从前有一家人发现了一座金山，该家长秘而不宣，问百年后情况如何？答曰：这家人已经消失了，因为金山属于全人类。这就是文明，她的生命在于流动、交换、创造、再发现，而无论其主体是谁，都必须这样做。先进的民族、国家和文明一定是共进的、共享的，割断民族和国家、文明的联系，作为小国寡民未尝不可，中华民族作为大国国民断然不行。

附录

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

本报记者吴铭

香港报道

　　《21世纪》：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20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甘阳：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之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

　　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

　　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梁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梁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梁启超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中国抟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梁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二十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梁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梁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计，在梁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像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灭亡。在我看来，如果梁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21世纪》：你的意思似乎是否说，21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不仅是继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同时必须进行文化或文明的“复古”？

　　甘阳：完全正确。但所谓“复古”，正如钱金重书在“复古论”中所指出，在中国一直都被误解了。因为人们往往不理解，“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例如“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旁一个古代”；同时，“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种革命定不会十分成功”。

　　　 (甘阳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