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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为何不能“反感”王怀忠的“恶劣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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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12月30日01:18 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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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包括像我这样中国文人做文章的动机强烈极了，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都想将它弄成篇文章，至于“牛头”是不是能对得上“马嘴”，有时竟然会顾不得了。12月23日《杂文报》刊登的曾市南先生写的一篇名叫《为何反感王怀忠的“恶劣态度”》就属于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文章。声称自己“历史将证明我是最大的冤案”。
一看曾先生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的“爱憎”是如何的“分明”了。显然，他的矛头当然不是针对大贪官“王怀忠的‘恶劣态度’”的，而是针对广大媒体对“王怀忠的‘恶劣态度’”的众多评价而发出的一种所谓“理性的指责和批评”。
曾先生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他的文章是这样写的：“王怀忠是在行使作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他有权对起诉书指控的所有事实都予以否认、有权和证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有权对检察官计算的数字表示怀疑，有权在陈述中不表示忏悔。”
这段话对不对呢？当然对。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已经充分给了他这一权力，而他自己也充分运用了这一权力。谁也没有阻挡他这个“自由人”权力的享受和发挥，我们的法制已经充分做到了这一点。然而，王怀忠这个“自由人”对权力的享受和发挥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不尊重事实，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以一概否定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可以……然而，王怀忠这个“自由人”统统都这样做了，对自己的犯罪事实统统否定，甚至声称“历史将证明我是最大的冤案”。请问在面对王怀忠如此“恶劣态度”情况下，作为我们的媒体和评论家为什么就不能表示一点自己的“态度”呢？难道给了王怀忠这个“自由人”的申诉权后就意味着剥夺广大公众的评论权吗？难道面对“王怀忠的‘恶劣态度’”我们的媒体只有保持沉默权吗？难道我们的媒体面对“王怀忠的‘恶劣态度’”还要称他为“英雄”吗？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是多么的“前卫”，曾先生还这么说：“……小偷很可恶，但不能因为他的可恶就把他一棍子打死了事。小偷也有他自身的合法权益。”曾先生的这个引证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没有人认为小偷犯了小偷就可以将“他一棍子打死了事”，这是自己编造出来的伪命题；二是小偷的确有“他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这并不意味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可以死不认账，可以血口喷人，也决不意味着人们对他持这种态度进行“态度恶劣”的评价。如今的萨达姆被美国大兵抓到牢中受审，西方的媒体不时传来萨达姆态度顽抗、不肯论罪的报道，按照曾先生的“理论”，这是不是也是意味着侵犯了萨达姆这个“自由人”的“申诉表达权”呢？
曾先生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还引用了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字布告从看押室墙上撤下来的做法，证明自己对媒体对“王怀忠的‘恶劣态度’”之评价的不合“司法理念”。其实，这也是非驴非马式的“论证”。若是刑事犯们可以因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八字布告从看押室墙上撤下来可以什么罪行都不认，可以来一个倒打一耙，可以将此作为自己作为“自由人”继续胡作非为的“权力”，可以阻止刑事审问人员连一句“你不要如此态度恶劣”的话都不能讲，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我一看曾先生的《为何反感王怀忠的“恶劣态度”》的题目就很“反感”。为什么？看一看大贪官王怀忠在安徽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面对大贪官王怀忠在法庭上对自己罪行如此的“恶劣态度”，如果我们的媒体一点都不反感，都保持沉默；如果我们的评论家还要像曾先生那样为王怀忠的“恶劣态度”去辩护，去叫好，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像什么社会？这个社会的媒体还像什么社会的媒体？我们的评论家还像什么样的评论家？所以，我在这里“怒吼”一声，不必理会曾先生的指责，继续写“王怀忠全都不认账”、“王怀忠首审仍顽抗”、“王怀忠大喊冤枉”、“王怀忠当庭叫寃引起愤怒”、“王怀忠最后陈述没有丝毫悔改”等曾先生不喜欢的文章，我历来认为，文章嘛，一二个人不喜欢无所谓，只要广大人民喜欢就行了，世界上根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人喜欢。
我不知道曾先生做学问的背景，但是，有一点我到是经常能感受到的，即法学界的一些“法学精英”的一些“新潮”、“前卫”观点（注意：我在这儿用的是“一些”，而不是全部，否则容易被人“借题发挥”），实在让人目瞪口呆，实在让人非议所思，实在让人无所适从，为什么呢？实在是太“新潮”、“前卫”了，实在是太脱离中国的国情了，实在是太缺乏先进文化的内涵了，“新潮”的“新”、“前卫”的“前”已经达到了使人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使人愤怒，就是个大问题了。曾市南先生的“为何反感王怀忠的‘恶劣态度’”这一文，犯的恐怕就是这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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