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先生辞世两个多月了。人死了才能盖棺，棺盖后才能定论；穆青先生辞世后，除了官方的定论与评价外，报刊上还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性文章。这其中，最充分、最突出的就是很多人将他盛誉为“人民记者”。就连我一向推崇的老“愤青”北大副教授焦国标先生，也一反常态，一气写了二三篇奇诡的文字。文中既充满着追思，也洋溢着赞美。

　　穆青是我敬重的前辈，当年我是读着他的作品跻身新闻界学步的。可以说，他是我没有见过面的、间接的业师。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因为我敬重他，因此而不在他身后丧失原则与理性。焦国标先生关于穆青的文字，依我看，更多的是出于乡情与私谊。我不赞同，但可以理解。依焦先生的睿智、高韬与卓然不凡，稍待些时日自会自省自悟，毋需我多做饶舌。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人都是有得有失的。穆青先生也不例外。穆青用自己毕生的勤奋与执着，完成了一个名记者的辉煌，令很多同辈与后来者无法企及。这是他的“得”。那么，他的“失”呢？依晚生之见，他的“失”就在于他仅仅做到了“名记者”而没有做到“大记者”。不仅他不是“大记者”，而且还在历史与人生的许多紧要关头多处露出职业品格上的欠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那么，穆青的缺憾都露在了那里呢﹖我们不妨先定格一下“大”。一提起“大”，我们往往能想到“大公无私”、“大气磅礴”、“大义凛然”、“大音稀声”、“深明大义”、“黄钟大吕”等词语。据此，我们再来考量一下穆青先生。

　　 一个“大记者”，应该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民族与国家的苦难血肉相连。但是，穆青在人民受难时很多情况下保持了沉默。众所周知，穆青是延安时期的老记者了；那么，面对当年的“整风”、“整党”、“抢救运动”、“肃反”扩大化，穆青当时或事后写了什么呢？解放后，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到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到文革期间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穆青又写了什么呢？这一系列事件，多少人枪下成鬼，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处冤魂成群，多少处人人相食啊？穆青的家乡豫南、豫东，恰是“自然灾害”时期人民受难的重灾区，他眼可能无见，耳也会能无闻？须知，他并不是一直“被打倒”和“靠边站”着的。

　　美国名记者约瑟夫·普利策有句名言：国家就像一艘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大船，记者就是站在这条船首的了望哨。然而，我们这条“国家之船”在几次关键的转向时刻，都没有发现穆青的“了望”与领航。如否定“文革”，如思想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经济上的包产到户；还有改革开放后胶着状态下的姓“社”、姓“资”争执，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传播等，首创者不仅与他本人无关，甚至与他所在与主政的媒体也无关。

　　 人分三种：造势者、顺势者和逆势者。我们不能苛求做为记者的穆青去“造”什么“势”，或舍却身家性命去“逆势”，但也不能只“顺势”、只“纪录并传播那个风云时代的主流精神吧”？穆青先生似乎正是这样的。解放前的《雁翎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不提；除此之外，建国后穆先生的所有新闻名篇，可以说全部都是“零风险”写作，如《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历史的审判》、《铁人王进喜》、《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抱“财神”》、《谁有远见谁养牛》……等等，都是追忆性、总结性与回顾性的；确实是健康的、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但既没有惊心动魄、深入虎穴的采访，更没有启蒙思想、兀现精神的写作。可以说，只要是文字功力上乘与新闻业务娴熟的普通记者，能及与可为者人莫多焉。

　　 除此之外，穆青先生的一生还说过许多莫名其妙的话、写过不少不痛不痒的文字。如他一次与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座谈时说：“做为一名新闻工作者，要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以及人民的长远利益为大局……”这种境界，即使跟古代士大夫的“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相比，显然也是有差异的。如他的以写国外见闻为主的《彩色的世界》一书中收集的作品，散文大多数也如同“旅途散聊”，通讯一遇到苏联、朝鲜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便自觉地激情洋溢、笔下生花，什么伟大呀富饶呀英雄的国度呀，好像到了九重仙境、人间天堂，现在看来就很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穆青的新闻名作，极少有独立完成的。如最有名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是３人合写的，并且这３个人还都不是焦裕禄事迹的最先采访、报道者。摆弄文字的人都清楚，越是品位高、能传世的佳作，越是某一个人的思维心智与谋篇布局能力的凝结。穆青的新闻作品全集我们尚无缘看到，如“反右”、“一打三反”、“放卫星”“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的，等等。如果能看到一定会更加有趣。

　　那么，穆青和他的作品为什么会如此声名远扬、让人觉得雷霆万钧呢？除他个人的勤奋与努力外，特殊的时代、垄断性的媒体、一元化的传播方式、单一而僵硬的价值观，以及他长期担任大媒体主要领导人的高位等因素，是造就一代名记者穆青的独特背景。至于穆青为新华社的发展壮大所做的贡献，属于一个行政干部的功德，虽不可磨灭，但不在本文论辩范围，故不赘言。

　　　 焦国标献给穆青的花圈上，抄录了辛弃疾吊祭朱熹的文字：“所不朽者　垂万世名　谁谓公逝　凛凛犹生”。

　　　 焦国标在《穆青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说：“穆青与梁启超和范长江从类型上看鼎足而三。”与梁启超、范长江相比，“穆青的成功毫不逊色。”

　　　而我认为，梁任公的文字当年不仅仅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举国争读，如饮狂泉”，而且开启了一代民智；范长江则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毫无保留与选择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写成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大胆而准确地预言了一个旧王朝的崩溃；即使邹韬奋，也用逆时势的超前性涤荡了束缚一个时代前行的意识形态块垒，传播了民主与自由的文明理念，提出了震聋发聩的新闻功能的良知底线：“报纸的言论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报纸的新闻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如此说来，一生致力于“写先进人物”、“宣传榜样力量”和“重视道德建设”的穆青先生，忝列于梁启超、范长江、邹韬奋之后呢，文力强弱不言自明。

　　　同时，我还记得以下两段话——

　　“逼也不写是君子，逼而写之是常人，摸准风向不逼而写才罪莫大焉”。这是焦国标教训浩然的一段话（见《浩然先生，您应该写忏悔录》一文）。

　　 “真正的行者，不为留者所止，也不为犬吠所困，江水皆东我独西，虽千万人往矣。”这是焦国标嘲笔小男人气的余秋雨时所写下的名句《余秋雨的小男人气》一文）。

　　　对照这个标尺，纵观其一生的笔路墨迹，“大记者”穆青先生的身上，显然是有无法回避的职业缺憾的。

　　就穆青现存的成就而言，说他老人家是名记者、好记者，已是名实相符、恰如其分。我们不能苛求他超越时空、超越历史与超越自我。但是，如果对他进行无度的拔高与诗化的吹捧，也是对穆青先生的一种“棒杀”；如果对他的评价不全面、不深刻、不准确、不精要、不深邃，更是对青年记者的一种误导。想必，这也是穆青先生在九泉之下最不愿意看到和最不愿意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