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现在，我吃肉的时候，还常常想到“猪的浑身都是宝”。

　　关于猪的这个真理级认识，我是小时候学到的。那时候公社号召广大社员同志们在家里养猪卖到供销社里，以保障城市居民商品肉的供给，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论证说，猪肉可以吃，猪毛可以制造很多东西，猪的粪尿还可以肥田，“猪多肥多，肥多粮多”，所以养猪就是对革命作贡献。后来，我研究过“浑身都是宝”这个说法，发现不仅猪是如此，把它用到哪一种动物身上，都可以说很恰切。

　　“猪的浑身都是宝”，是一种工具论的看法。人对猪其实无所谓，甚至可以是厌恶的，但它的有用性使你重视它，重用它。在一篇小说里，王朔写过一些人跳欢快的丰收舞，扮演一群公社的猪纷纷表达“先杀我”的心声。这个“拟猪化”的舞蹈，可以说是对猪的本能的极大歪曲，但符合人的价值观。在人眼里，猪的价值就在于被杀，杀掉它就是对它最大的重用。人对杀猪很快乐，所以猪也要对自己被杀感到快乐。

　　猪就是被杀的，这使我们在看猪时，采用一种“解构”的眼光：这块肉好吃，那块不好煮烂。当然，也有一些动物享受了不被我们随时投之以屠宰眼光的待遇，它们被称为“人类的朋友”，如狗、如牛、如马。一头骡子值多少钱，代表着“骡格”的高下，它被重视、被重用，不是以被杀为前提，而取决于驮物的能力，直到能力消减到了受不起重视为止。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说到把“浑身都是宝”的道理用到人身上会如何。这说明我存在着某种禁忌，不能设想人浑身是宝不是宝的问题。关于人，我学到的道理是“人是最可宝贵的”，这是整体上肯定人的价值，而不是用“浑身是宝”那种解剖学的眼光。这个道理说明人的价值在于其生命，而生命是不能以“零件构成”的价值来换算的。一个事物被说成“浑身是宝”，往往意味着其价值在被解剖和分拆后才能实现，验之以动物，则要毛是毛、皮是皮、肉是肉、骨是骨才好；而凡被认为“宝贵”的，都是整体上论其价值，例如“人最可宝贵”、“这件玉器很宝贵”，都是如此，拆卸不得。

　　但“人最可宝贵”其实是相当抽象的说法，往往不用来具体指到某个人，具体的这一个人、那一个人，则经常是并不宝贵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宝贵性不如玉器，抽象上宝贵，具体到这一件那一件也宝贵。具体的人是否宝贵产生了疑问，在于衡量的标准从生命的无上价值转到了生命在使用上的有用性。这时候，人像动力机标注马力那样，被标注了“劳动力”，像骡子的价值衡量标准一样，“劳动力”的大小决定了他的价值，这个标准全局性地标定了人的价值，生命的个别性就不重要了。

　　以“有用性”来评估，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做些什么事，能搞科研、搞经营、搞管理呢，还是只能种地、打工、开机器，这相当于区别宝马与驽马。大家都开始研究人的用途，“废物”、“废物点心”、“不如死掉算了”、“人力资源”、“消耗粮食”等概念被大量批发。一个人“无能”的人，很容易被认定为“该死”。这个意识的弱形态意指违法犯罪的人以及其他“可恶的人”，强形态更是将各种“不劳而食”的人一网打尽，既包括罪犯和“可恶的人”，还包括养不活妻儿子女的人和孤寡残疾，这符合作为当代大众哲学和一般理性的“经济”观点。

　　就这样，很多人的价值被否定了，也就是说，在观念中很多人已经被杀死了。我想这是现实中我们会经常看到群死群伤的一个源头。

　　为什么在这些死亡中，死者的身份总是相似的？如果保证一个人的生命和安全的费用比这个人能创造的产出还要高，那么再去保证他的生命和安全就不“经济”了。这些人生或死，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病菌的自生自灭。他们生，为的是维持自己能够活着，其社会意义则是作为“养活”了多少多少人的不凡成就的统计数据；他们死，则是将“无能（或者没有大用处）的人死不足惜”的观念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