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湖北农民工胡卫国却因为讨薪而坠楼死亡。不管是死于意外，还是死于自杀，或者是死于谋杀，一个生命就这样消逝，终究令人黯然神伤。

　　事实上，早在胡卫国之前，已经有过以生命来讨要欠薪的尝试了。去年12月11日，农民工何江东因为数十趟讨薪没有任何结果，曾准备在安徽芜湖市黄山西路证券大楼六楼跳楼自杀，幸被警方救回。第二天上午，在湖南长沙二环线长沙海关对面某工地，包工头伍达明爬上30多米高的塔吊，准备自杀，他也是在为讨要欠薪进行抗争。至于因为讨要工钱而招来毒打的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谁不知道生命的珍贵？但当一个人为了本来属于自己的血汗钱而失去生命的时候，那不意味着人们不重视生命的价值了，而仅仅是因为，这个社会将最底层民众的生存成本，放大到了民众根据常理无法想象、依据常人的心理也无法承受的地步。那么，谁应该对胡卫国之死承担责任？法律意义上的责任需要警方和司法机关来确认，但从道义上，从制度上，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胡卫国和妻子、伙伴们找过欠他钱的老板、找过企业负责人，没有用；然后，他们又去找劳动保障部门，找司法单位，他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胡死了，各方立刻行动起来，可以期望，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那么，在这之前，政府相关部门，包括司法部门，是否及时地尽到了自己对于一位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应尽的义务？

　　人民对政府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至少应该提供这样的服务：为权益受到侵害的民众恢复正义。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个社会的和平、秩序，人民才有可能追求自己的幸福。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包工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属于国家权力应当干涉的最典型的领域，因为，拖欠行为践踏了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和法律原则：公平交换。任由这种做法蔓延，则社会的交换与合作网络就会漏洞百出，最普通的民众将会丧失对于社会最基本的信任，丧失对于伦理的信心，丧失对于法律的信仰，因为，他切身感到，其他人欺骗了他，因为他发现，遵守道德者将会吃亏，而法律却没有为他恢复正义。

　　我们看到，去年冬天以来，政府掀起的讨薪运动比前几年更轰轰烈烈。各地政府已经在出台种种措施，试图从制度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有的地方实行月薪制；有的地方则建立劳务公司，工人直接归劳务公司管理，从劳务公司领取工资。

　　这是值得褒扬的。不过，仅靠这些技术性做法是不够的。要使农民工能够真正有效地主张和维护自己权利，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需要增强农民工在整个社会的利益整合框架内发言的分量。首先，容纳农民工进入其所在城市的政治舞台，使其在立法、行政等活动中拥有发言权，有效阻止城市制定和执行歧视性地方法规。其次，允许农民工加入工会，通过组织集体力量与企业主进行谈判，集体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后，当这种手段仍不能解决问题时，则应为农民工提供畅通的司法解决渠道。法院对于这类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不应有丝毫怠慢，而是应该快立案、快审理、快执行，因为这是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最后底线。

　　如果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则胡卫国的悲剧难免不会重演。

　　□本报特约评论员 秋风 （北京九鼎公共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