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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上海职业乞丐打的“上下班”(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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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1月07日08:58 东方网-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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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杨金志 他们出没在上海的繁华商业区，或死缠抱腿，或展示残肢。街头，有自称“家贫丧父、乞讨上学”的“女学生”跪在地上，臂上戴着黑纱；地铁站里，不时有单独或跟着大人的小孩，一路磕头、抱路人的腿……
乞讨者大都有自己的“工作场地” 当乞丐就为“赚钱致富”
记者深入采访后了解到，除了极小一部分乞丐确实生活无着外，大部分乞丐都把行乞当作了一种致富的职业。
不久前在繁华的人民广场，记者询问带着两个孩子尾随行人乞讨的老人，她自称来自安徽阜阳，“没钱吃饭”，要记者给钱让孩子吃饭。记者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站？那里免费供应一日三餐。”她一言不发。记者问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孩子不敢答。
当记者给一个光着上身、把双脚弯曲绑在背上的男青年拍照时，他发现了，马上指着记者破口大骂：“我×你妈，拍什么拍！”距这个男青年不远处，有两个穿着学生服的女青年跪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张纸，纸上的内容告诉我，她叫“李金凤”，没钱交学费。为了增强可信度，“李金凤”还留了一个区号是“0558”的6位数的“村党支部”电话，声称“如果不信，可以打电话去证实”。这名“李金凤”一见到记者举起相机，马上瞪了记者一眼，收拾行头走了。记者随后拨打了这个区号是安徽阜阳的电话，才发现阜阳的电话早就升为七位了；记者又查询了阜阳市电信局，按升级后的七位数号码打了电话，对方告知，这是阜阳市临泉县城一家单位的电话，“根本没有李金凤这个人。”
在“中华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上也有不少乞丐。上海市黄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步行街分队的城管队员倪中民说，南京东路上乞丐都各自划分了地段，互不侵犯，大多数是熟面孔。很多乞丐都像上班一样，“上午用出租车送来，晚上再接走。”
城管队员把那些将自己双脚弯曲绑在背上、一跳一跳地在地上挪动的小孩称作“小青蛙”。倪中民说：“这些小孩每天可讨到200到300元钱，最差的也有100元。但他们都拿不到钱，有大人在后面控制，只要面前的纸筒里堆满了硬币，那些大人马上过来将钱拿走。”他还说，有些乞丐一看就是残疾人，但更多的是假装的。
记者采访的多位乞丐，在记者答应给他们钱后，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来上海就是来“赚钱致富”的。他们还说，在当地，把到上海来乞讨叫作“到上海上班”，有些父母把孩子租给一些常来上海乞讨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人同情，当地人甚至到全国各地搜集“瘫子”。所谓“瘫子”，是当地人对残疾人的统称，泛指所有手脚畸形之人。租一个甚至多个残疾人乞讨，他们的行话叫“带香”。
“我比你们赚得多得多！” “怪病”乞丐令城管队员无奈
面对形形色色的职业乞丐，城市管理部门都有些束手无策。
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海市第一百货公司门口，一名来自安徽、年约30岁的男性乞丐常在此设摊乞讨。此人长发扎着辫子，拄着拐杖，左脸部下侧到嘴部处长了一个巨大的肉瘤，放在面前的“求助信”上写着“得了怪病，无钱医治，当地政府不管，所以来上海请求援助”这样的话，吸引了大量行人围观。
记者前不久亲眼目睹了这个“怪病”乞丐与城管队员的冲突。黄浦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步行街分队的城管队员过来叫这个乞丐离开，一名城管协管队员刚刚拿起他面前的一块泡沫塑料板，乞丐便用他手中的铁杖猛击城管队员的小腿。为了不堵塞交通，城管队员将他叫到一旁的西藏路天桥下，想说服他离开。这时记者上去拍照，这名乞丐突然举着铁杖扑了上来，一边破口大骂：“我×你妈，谁让你拍照了！”幸亏另一名记者与城管队员将他拉住。
倪中民说，这个乞丐是南京路的“常客”。就在一个月前，因为城管队员金志卫收走了他的“求助信”，他当即用铁杖击中金志卫的腿部，金志卫问他为什么打人，脸部又挨了一下，马上血流满面。后来城管队员将他扭送到步行街派出所处理。在警察面前，他仍然十分嚣张，对着城管队员说：“老子有的是钱，你们多少钱一个月？我比你们赚得多得多！”警察处理让他赔了100元钱，他掏钱的时候还满不在乎地说：“老子有的是钱，以后打一次，再赔100元好了。”
倪中民说，现在城管对乞丐的执法依据仅仅是《南京路步行街管理条例》上的“不准拾荒、乞讨”这一条，但是只说“不准”，并没有具体讲怎么管，“我们只能劝阻他们离开南京路，到别的地方去。连碰都不敢碰他们一下，要是碰着了，他马上倒在地上，说‘城管打人了，欺负残疾人。’南京路游客这么多，马上就会围上来看，纷纷指责我们。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专家视点
黑老大——依法打击行乞人——积极引导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遐龄教授认为，乞讨人大多出现于自然灾害多发区。出现“职业乞丐”，是因为部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由于乞讨具有地域性，亲朋好友的舆论对他们的乞讨行为表示支持，他们在其中会获得极大的鼓励。这也是大批乞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再说，乞讨成本低、收效快，远远比城里打工的民工赚得多，自然成了这些人谋生的首选。
谢遐龄说，“职业乞丐”分两种人，一种是“乞丐头”，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遗余力，甚至采取一些卑劣的手段租用残疾人乞讨而坐收渔利；另一种是名副其实的“乞丐”，他们中大多数缺乏谋生技能，当乞丐不干活就能有收益，他们自然很乐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乞讨，他们白天讨钱，晚上悠然地喝着咖啡，并以乞讨为乐，丝毫不以为耻。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学院研究员肖建国长期研究青少年流浪乞讨现象。他指出，目前的流浪乞讨者中已经出现集团化、黑社会化的趋势，不少未成年人、残疾人受控于“幕后黑老大”，被残酷剥削、虐待，甚至致残。肖建国的研究对象中，很多人承认“手中有下线”。
强迫、组织人员乞讨现象普遍存在，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刑法学研究员刘华认为，目前，我国刑法中对组织、强迫卖淫等行为都有具体的量刑标准，但对组织、强迫乞讨者并没有具体条文。她建议有关方面认真考虑、设计这方面的立法，完善法律法规。肖建国则指出，拐卖、拐骗人员进行乞讨，应该依据法律进行坚决打击。
依法打击“幕后黑老大”的同时，政府要承担起救助生活无着者的主要责任。专家们认为这方面还需要加强。肖建国说，乞讨者中有一部分人无家可归，可以由政府或慈善机构出面进行保护；一部分人因为家庭问题出走，政府应该做好家庭的工作，家庭实在无法解决要由政府解决；一部分未成年人虽有“恶性”，政府也要出面设立教养院，不能放任不管或一打了之。“对这些人，总的思想是要进行保护，帮助其解决问题，而不是进行打击。”肖建国说。
刘华认为，取消收容遣送并不是取消执法者的执法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政府可以进行积极的引导。例如，民警可以对有碍观瞻的乞讨现象进行驱赶，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者进行治安处罚。在西方国家，流浪乞讨者要遵循两条底线：第一，不影响社会治安。在美国，政府和警方不遗余力地打击欺诈性乞讨现象。第二，保证中心城区不因为流浪乞讨而过于有碍观瞻。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政府在市中心划定特定区域，给流浪者卖艺或乞讨。这部分人在政府登记，由政府管制。绝不允许残疾人以暴露身体缺陷等手段乞讨，以维持社会最基本的体面。
乞讨成本低、收效快，远远比城里打工的民工赚得多，自然成了这些人谋生的首选。
目前的流浪乞讨者中已经出现集团化、黑社会化的趋势，不少未成年人、残疾人受控于“幕后黑老大”，被残酷剥削、虐待，甚至致残。
目前，我国刑法中对组织、强迫卖淫等行为都有具体的量刑标准，但对组织、强迫乞讨者并没有具体条文。
乞讨者中有一部分人无家可归，可以由政府或慈善机构出面进行保护；一部分未成年人虽有“恶性”，政府也要出面设立教养院，不能放任不管或一打了之。
在西方国家，流浪乞讨者要遵循两条底线：第一，不影响社会治安。第二，保证中心城区不因为流浪乞讨而过于有碍观瞻。
（本栏稿件据新华社上海1月6日电）
天呈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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