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杰人

　　12月19日～20日，尽管杭州正遭受着少见的寒流侵袭，但一个特别的会议却让位于西湖旁的一家宾馆充满着热浪。这次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主办，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公众事务调查中心承办，名为“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会议，被一位与会者直截了当地道明：“其实就是私家侦探聚会。”

　　在中国，私家侦探这个名词还只是停留于民间的表述而没有进入法律用语。“中国的私家侦探还只能是自发的、非规范性的现象，由于缺乏法律规制，我们对私家侦探的正式称谓也只能采取‘调查员’这一说法，相应地，本次峰会也不能采用私家侦探的名义。”辽宁一位与会的私家侦探业代表在解释这一说法时，脸上不无尴尬。

　　除了来自全国150多家律师事务所和“调查中心”派遣的代表外，知名宪法学家李步云、婚姻法学家巫昌祯、中国行为法学会常务副会长马宝善的出席，让会议带上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色彩，而来自新加坡的“世界调查员协会”总裁保罗先生的出席，则使峰会有了国际化色彩。

　　由于组织者在会议召开之前曾经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次峰会吸引了来自全国近100家媒体记者的关注。但和以往多数会议欢迎记者采访宣传不同的是，本次峰会对记者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并制定了相当多的书面“采访纪律条款”，包括严格证件查验、不得提问，等等。

　　对于私家侦探这个现象，官方的微妙态度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可见一斑。会议议程原定有浙江省司法厅一位处长致辞，但当主持人宣布致辞人名单后，这位处长却不见踪影。会场里有人嘀咕：“可能是怕沾染上我们这种尴尬身份吧。”

　　孟广刚是辽宁克顿调查事务所所长，也是民间传奇较多的一位中国私家侦探。孟在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国调查业产生的历史背景》，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一个细节是，此前的孟广刚总是以墨镜礼帽的形象出现在宣传资料和公众面前，但在本次会议上，孟摘去眼镜、露出了他温文尔雅的一面。

　　按照预定日程，本次峰会要讨论很多问题。但在会议的首日，著名婚姻法专家巫昌祯教授的半小时发言，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对婚姻不忠能不能调查取证，成了大家的热门话题。巫昌祯虽然坚决反对婚姻不忠现象，但她也坦言，对于相关行为的调查取证，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法进行，不得以调查为由侵犯他人的住宅和合法隐私。“比如到他人家里捉奸，这种行为就不能被允许。”巫昌祯说。

　　涉及婚姻忠诚的隐私权话题是本次峰会的热点。巫昌祯教授认为，人的隐私分为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对于合法的隐私必须加以保护，但不合法的隐私，比如一个人包二奶的行为，由于其本身具有违法性，因此不存在“隐私权”的问题，对此，当事人可以知情权为由，进行合法调查。

　　有关律师事务所和司法机构的代表在会上承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私家侦探所能做的工作，除了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外，更多的是关于企业和个人的资信调查、财产状况调查等事务。

　　一位律师和法官不约而同向记者举例时说，现在有的企业在涉讼后为了逃避债务，就想方设法隐藏财产，以使判决无法执行。对于这种现象，法院由于人手的限制而很难调查取证，而律师则没有相关专业力量。因此，私人商务调查就有了专业市场需求。

　　私人侦探的神秘，或许还不仅仅在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神秘性，收费标准和收入问题其实也是私人侦探一直秘而不宣的话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与会私家侦探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并没有就此作规范，因此，收费标准都是由委托人和调查员协商确认。“可以说收费完全没有规矩，从最少的500元到50万元我都收过。”这位侦探说，收费的数额，关键看调查任务的繁重程度、风险和时间耗费，另外，在有关财产状况的调查中，调查员甚至可以从一起成功的调查中分得一半以上财产。他说：“据我所知，中国最大的一宗私人侦探收费发生在重庆，收费600万。”

　　这位侦探不愿意透露自己的收入水平，但他承认，做一个调查员，“并不比做一个普通律师差”。在会议间隙，记者就看见有杭州当地的一位女私人侦探开着一辆价值200万元的奔驰600新款轿车来开会。

　　不过，钱多并不能换回名正言顺。与会的私家侦探们大多是国内私人调查业的佼佼者，他们有不菲的收入，却没有一顶“合法的帽子”。来自新加坡的国际调查员协会总裁保罗先生说，在新加坡，私人侦探不仅合法，而且还能得到政府支持。政府给注册的私人侦探颁发执照，法院有时还对有关调查事务签发许可令。

　　名不正则言不顺，私人调查员在中国目前还只是民间自发的职业，没有法律规范，也没有法律保障。与会的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部部长徐宗新律师说，“我不承认中国有私家侦探。”

　　“尽管这样，但我相信，只要有这个市场存在，就有需求，而有需求就会最终导致存在的合理。今天尽管我们的会议还只能遮遮掩掩地开，但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私家侦探一定能走在阳光下。”对私家侦探的地位和名分，一位调查员非常自信。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