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饮食要靠市场化

　　■新快报记者 张英姿

　　“在中国做生意，不喝酒不行，不吃饭不行，很多东西明知对健康有害还得做。我们民族的生活习惯首先要变革。”

　　“在经过这次SARS的磨难后，我相信在中国会出现一个全民的、自发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以及公共卫生环境的改良运动，除了提高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生活素质外，还会加强社会责任感。”

　　这是科龙小家电的“海归”老总朱大成在去年非典袭来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的对国人改变生活方式的希望，至今仍觉掷地有声。昨天，记者再次与他对话，大举灭杀果子狸引发了这位海归老总新的思考。

　　记者：您曾说过，非典疫情将使国人的生活方式得到改变，时隔一年，您看到变化了？

　　朱大成：看到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绝对地一刀切，但总体上来看，吃野生动物的人群急剧减少了，我身边的人连蛇都不敢吃了，现在大家面对一种食物的第一反应是能不能吃、可不可以吃。虽然还有一小部分人仍经不住诱惑，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加大宣传教育，一定会得到改变的。过去，大家喜欢打麻将，那是一种容易接受污染的环境，现在，做户外运动的多了。生活习惯的改变，使非典在一定意义上坏事变好事。

　　记者：此次非典重来，广东开始灭杀果子狸，您认为这一决策对彻底改变食野味的陋习会有怎样的推动？

　　朱大成：其实，“野味”是很难定义的，到底怎样的野生动物不能吃，很难说。我觉得关键是饮食结构、饮食观念要改变，在西方国家，人们吃得很精，不管是牛肉还是猪肉，或是青菜，他们都是吃最好的那一部分。任何有二次污染的东西，他们都是不吃的，像韩国泡菜在美国是不多见的。当然，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原因，我们对科学食品的认识还有待学习和提高。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树立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个要靠政府强制手段，另外也要借助市场经济、社会手段等来调节和引导。像灭杀果子狸的举措，只是短期的急救措施，治标不治本。有时，强制的手段可能更让一些人有猎奇欲，让那些吃了野味的人有成就感，特别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饮食文化，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完全改变的。

　　所谓市场手段，比如保险就可调节，如果你要吃野生动物，就要付昂贵的保险金，如果吃野生动物生了病，政府不会为治病埋单。将来，保险业也必将在中国的城市里做这方面的文章，禁止吸烟也可以用。再比如，在美国，公司雇佣员工，如果你吸烟，我就可以不要你，这样的社会调节手段都是有效的。

　　而且，禁食野生动物最主要还是在高消费的城市，尤其是珠三角地区。

　　记者：那么，随着我们开放程度的加大，生活方式会否受到更多影响而改变？

　　朱大成：肯定的。其实，外国人还是愿意与中国人一起进餐的，而中国人与外国人一起吃饭也都是很文明的，只是自己人在一起就不拘‘小节’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关键是国民素质问题，如果大家知道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相信不会有人非要做错事的。即使是SARS疫情，也只能对此起促进作用，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教育。

　　记者：您认为，作为生产者、经营者可以在引导文明生活方式上起怎样的作用？

　　朱大成：首先，在进行产品宣传时，要把好的东西介绍给消费者，为他们改变不科学的生活习惯提供方便和指引，比如，怎样的冰箱才保鲜、怎样的空调才净化空气等。拿汽车来说，我们国家的汽车越来越多，但很多车一上坡就冒黑烟，如果是在西方国家，政府就会鼓励后面的车主进行举报。

　　档口折射时代风云

　　野味消费由盛而衰

　　■新快报记者 林波

　　家在湖南怀化的张小良在广州新源冻品禽畜综合市场有一个不错的档口。非典来临以前，他与广州众多野味经营者一样，每天为广州人提供大量的“山珍野味”，同时靠野味经营维持生计，或者发财。而广州的多数野味经营者也跟张小良一般———最早在农村老家打山鸡，而后副业变成了主业干起野味收购，最后就是进城当老板。

　　据了解，广州新源冻品禽畜综合市场共有二百多个档口，大多数经营者来自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农村。他们生意的好坏，其实就是广州人野味消费的“路线图”。

　　小打小闹走穴进城

　　“广州人吃起野味可以追溯到1983年左右，那时我们还在湖南老家种田。” 48岁的张小良告诉记者，老家人最初吃野味是在田间地头弄到一些山鸡、野兔什么的，一般会拿回去自己吃。那时，他在家里是个好猎手，有一把土制鸟铳。后来有人发现，野味到了广东竟可以卖个好价钱，于是开始干起野味收购。

　　张小良说，那时的广州人吃野味还不算很杂，只有少数几种野味才能卖钱，一般是山鸡、野兔或野猪肉。1985年起，他开始提着白色“蛇皮袋”，走村串户，有些收获就往广州跑。

　　洗脚上岸专卖野味

　　1990年前后，广州人吃野味的风气越来越盛，张小良看准了这个机会，把家里的田低价租给了同村人种，专门从湖南收购野味到广东。

　　“那时广东人的口味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什么都吃，特别爱吃蛇、果子狸、白面狸。”张说，那时收购的价钱不是很高，最毒的“眼镜王”280元一斤，经他转手后卖300元，越南倒过来的穿山甲卖到了360元一斤。之后，政府查得严就偷偷干，有时猫头鹰、乌鸦、白鹤也能很快卖走。张小良的生意越来越好，吸引了不少同乡也跑到广州卖野味。

　　他告诉记者，那个时期广州人吃野味主要“补身体”，吃的人虽然不少，但还局限在“先富起来”的人。

　　租档开铺生意红火

　　张小良生意最好的时期是在1994年左右。“果子狸一车一车地往广州发货，有时一天就要送两三千条。”他说，冬天收果子狸价钱低的时候只要10元钱一斤，而卖得最贵的时候达130元左右一斤。

　　但那时，广州非常大的野味市场还是没有，张小良主要往棠溪市场跑，到后来是东宝市场。直到1996年广州新源冻品禽畜综合市场开业，他签下了3年的租档合同。“前后三四年的鼎盛时期，这个市场很快被租一空，买野味的人挤得车水马龙。”张小良说。

　　非典一来门可罗雀

　　对张小良来说，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非典发生以后，“本来想安分地做好这些生意，偷鸡摸狗似的卖受保护动物的事我们早就不干了，没想到该死的非典却来了。”

　　“从今年四五月份开始，我们的生活除了打牌就是看电视，能熬一天算一天。”张小良说，从发现非典跟动物有关以来，几乎没做什么生意。特别是确认果子狸是非典元凶后，偌大的新源市场剩下的就只有档主也家属在门口打瞌睡，偶尔有些生意，卖的价钱也不好。

　　之后，市场里只允许经营规定的54种“野味”，利润越来越低使一些档主无法承受每月2800元的租金，有三分之一的档主在去年选择了回老家。

　　干与不干先看形势

　　没有顾客光临，新源市场两层高的楼房此时更加显得空空荡荡。虽然人少，空气里仍然弥漫着野味的又腥又臊的味道。

　　“如果果子狸真是有毒的，我们坚决支持政府的行动。但其它‘野味’的生意现在也难做了，不知道这样的局势还要维持多久。我再看看形势，做不做下去还很难说。”张小良最后告诉记者。

　　动物保护组织疾呼为健康不吃野味？这种立场太不对！

　　■新快报记者 周琼

　　广东人对野味的嗜好因为SARS病毒而一再受到挑战和质疑。去年非典期间，国家曾对吃野味亮出红牌，不过在非典疫情消失的几月后，即行开禁。前天，当今年全国第一例非典病人被确诊后，“不吃野味”又被再度提出。然而媒体发现，野味餐馆中，仍然有市民在点食野味。

　　该如何看待广东人吃野味的习惯？本报记者昨日对亚洲动物基金中国关系经理杨敏小姐进行了专访。

　　记：广东重新举起禁吃野味的令牌，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杨：这是我一直希望看到的情况，我感到很高兴。但我希望中国政府能一直坚持下去———去年政府部门对吃野生动物开禁曾让很多人感到遗憾。

　　记：那您怎么看待广东人的爱吃野味？

　　杨：广东人爱吃野味闻名全国。但我觉得，在众多热衷于品尝各种应节的野生动物的广东人当中，真正从心底里认同其美味的也许并不多。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吃野味，一是相信传说中的野生动物的神奇滋补功效，还有更多的则是为了在朋友、同事和生意伙伴面前炫耀自己的富有和特权。

　　记：您不认为野味有滋补功效？

　　杨：任何人只要到广州的动物市场进行过实地的考察，就知道这种认为野生动物能对健康带来特别好处的信念绝对是一种迷信。在规模巨大的动物市场里，各种动物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不能动弹，没有食物，没有水源，在经过长途的运输到达市场时往往已经奄奄一息，市场内到处是动物的尸体和粪便，人们用最野蛮和原始的方式屠宰动物。试想在这样的状况下，怎么能不导致疾病的滋生呢？

　　记：所以您反对吃野味？

　　杨：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并不是我们反对把野生动物作为消费品的最根本的理由。长久以来，太多人习惯于把动物看作一种可以被任意利用剥削的可再生资源，动物被人们当作食物、药品、装饰品，或者被人们当作娱乐的对象。这种偏见使得很多人对动物的生存状况或者漠不关心，或者只是完全基于人类利益的立场关注动物，比如说仅仅因为SARS而放弃对野生动物的消费。

　　这种基于恐惧或者说基于人类利益需要的动物保护对野生动物虽然同样是一个机会，但是对人类与自然界建立一种真正和谐共存的关系、从而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却不见得有什么帮助。

　　众说纷纭果子狸

　　味道感

　　小何：我没吃过果子狸，因为觉得它有种“骚”味，不过我经常吃蛇，蛇祛湿，有很多功效，而且无病毒。

　　刘先生：红焖果子狸味道还可以，尤其是那个皮很香，不过比较难熟，不是常吃的话很容易消化不良。吃是为了吃出健康，现在还是不要吃为好。

　　体面论

　　李先生：现在大家觉得让客人吃鱼、虾、蟹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有请吃一些新奇的野味才显得高级。有些客人不一定喜欢吃野味，我就很害怕，但在餐桌上别人请你吃果子狸，100多块钱一斤，你肯定要给面子尝尝。

　　刘小姐：山区里的人很喜欢吃果子狸等野味，我觉得那是小农经济自己自足时的一种状态。现在城里人有钱了，觉得吃野味是种时尚，我也会偶尔为之。

　　进补说

　　 康先生：去年3月下旬，我和一帮朋友在清远一个旅游渡假区吃过果子狸。大家可能觉得到了“山里”就要吃一些平时吃不到的野味，那次除了果子狸外还有当地的走地鸡、山鼠等。在场的女士却认为吃果子狸能够进补，可以美容。我觉得这些所谓的野味跟普通的家禽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负罪说

　　黄先生：我没吃过野味，因为它们的价格一直都不便宜，现在便宜了，也不敢吃了。吃野生动物是对生态循环的一种破坏，现在就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了。 （新快报记者 刘莹 谢蔓 赖欢欢）

　　“野味”招牌一个不留

　　■新快报记者 谭建东/文 陈昆仑/图

　　一些去年漏网的“山珍野味”招牌，昨天被广州市工商部门勒令摘除。

　　昨天上午9时许，执法人员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正门附近的一家海鲜酒楼里，发现其鱼池旁粘贴着“山珍野味”几个字。执法人员发现后，立即责令酒楼工作人员把这几个字撕掉；随后，在位于白云大道北的某野味海鲜大酒楼，酒楼方面亦按要求摘掉了“野味”两个烫金大字（见左图）。

　　一些酒楼的经营者向执法人员表示，那些开禁后经营果子狸等动物的酒楼，果子狸生意其实还不及非典疫情出现之前的两成。昨天上午，记者随同执法队伍突击检查10多家酒楼后发现，这些酒楼的笼子或厨房冷柜中并无果子狸及其他野生动物。

　　工商部门重申，将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所有酒楼既不能经营野生动物，亦不能在招牌或广告中打上“野味”之类的词语。

　　粤人为何嗜吃野味？

　　社会学家：崇尚中医滋补有关

　　经济学家：是广东人显阔方式

　　营养学家：粤人追求滋补特效

　　■新快报记者 周琼

　　一边是果子狸被确定为SARS病毒的主要载体并被下令灭杀，另一边却有食客因在餐馆吃不到果子狸大呼遗憾。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广东人如此偏好野味，并因此闻名世界呢？

　　社会学家 崇尚中医滋补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与人口学研究所副所长赵细康昨日分析认为，广东人嗜吃野味与岭南文化有一定关系：岭南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传统的东西”保存得较为完整，而这种“传统的东西”中就包含有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化。“中医讲究阴阳平衡以及食物对人体健康的理疗，认为可以通过人的内力和中草药、补品等来平衡人体健康。”“广东人劝吃野生动物时，都会说野生动物‘补’或者‘清火’，又认为野生动物污染少，他们觉得这些都对健康有益。”

　　而广东人之所以如此崇尚中医理念，则与当地的气候有关。“这里是过去中国的流放之地，高温、潮湿，气候条件恶劣，易传播疾病……过去认为人在这里生活比在其它地方更不容易。所以土生的广东人惯于通过食物和药物的疗法来调节人体健康。包括吃野生动物。”

　　经济学家 粤人显阔方式

　　省社科院经济学专家刘毅认为，广东过去被称为“南蛮之地”，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当地百姓只能“逮到什么吃什么”，经济发展后，随着广东人对厨艺的讲究以及对过往饮食习惯的延续，野味在人们的精心烹饪下成为美味。刘毅并不讳言自己曾吃过野味，并认为野味“口感不错”。

　　“野味在过去可能并不值钱，但因为吃的人多了，加上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野味变得越来越贵，最初人们可能比较重视它的滋补效果和口感，到后来，它开始成为人们显阔的方式之一。”刘毅认为，当“显阔”成为一种需要，野味会在价格上呈现另一种扭曲，让本来稀缺的资源在价格上更贵，更切合一部分人为了显示身份、奢侈消费的要求。

　　营养学家 滋补特效并不明显

　　“野味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神秘，它也只是一种动物性食品，营养含量无非是蛋白质、脂肪等，在营养上并不比普通的饲料动物更有优势。”华南理工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健仙说，即使二者有一点细微区别，也绝不会达到人们期望中的程度。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营养学会理事长、中山医科大学教授苏宜香对上述观点表示认同，她说，目前尚无证据表明野味比饲料喂养的肉类动物更有营养或滋补功效。

　　饮食文明 人类不应倒退

　　那么野味是否更为环保和有益健康？

　　“这是错误的观念！”苏宜香说，对于大规模饲养的肉类动物，人类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控制饲料的配方、生长环境，甚至可以通过注射疫苗来预防某些人畜共患的传染病，此外，人类还可以控制大规模饲养动物的屠宰流程，“但对野生动物就没办法控制，包括它的食物来源、生长过程、病毒传播、再到屠宰过程，野生动物有太多未知的不安全因素。两相比较，苏宜香认为控制好的工业化生产的肉食要比野生动物安全得多。

　　“人类进食的目的包括营养、享受和健康，从这一点出发，食物的安全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苏宜香认为，出于猎奇和其它因素却吃野味，所冒的风险将是人自身的健康。她还认为，人类的文明包括饮食文明，而狩猎野生动物则是人们在原始社会中一种无奈的选择，因此崇尚野味并不利于文明进步。“从饮食文明来说，人类不应当倒退到狩猎野生动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