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西民初字第4193号

　　原告陈明亮，男，1969年9月29日出生，汉族，澳大利亚成功集团董事。（住址从略）

　　原告宋玉林，女，1929年8月4日出生，汉族，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离休干部。（住址从略）

　　以上二原告委托代理人崔小明，北京市中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青年报社，法定代表人陈星，社长。

　　委托代理人贾桂茹，北京众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小春，北京青年报编辑。

　　被告吴思，男，1957年5月5日出生，汉族，炎黄春秋杂志社执行主编。（住址从略）

　　原告陈明亮、宋玉林与被告北京青年报社、吴思名誉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陈明亮及陈明亮、宋玉林之委托人崔小明、被告北京青年报贾桂茹、被告吴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结。

　　原告陈明亮、宋玉林诉称，2002年4月23日起，被告《北京青年报》在第31版“每日连载”栏目，开始连载由被告吴思所著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书。该书中所述的大量情节与事实不符，许多情节是作者无中生有、任意杜撰的，如：“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嘛，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陈永贵不明白孔夫子那句话的意思，含糊地哼哼着点头。后来他知道了什麽叫知天命，又为自己胡乱点头而后悔。”、“此时陈永贵像所谓的乱世英雄一样冒出头来，以一个长工的身份当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后来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陈永贵说，他问明了谁掏钱买酒买肉供他周旋之后，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干起了维持会。”、“当年陈永贵的‘维持’也真不容易，很像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他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子队’，一方面糊弄着狗日的别杀人，一方面又尽量小心地给八路军干点事帮帮忙。1943年，陈永贵终于出了岔子，他在送粮问题上惹火了日本人，被抓起来痛打一顿，关进了留置场。日本人的留置场就是监狱或拘留所，其在昔阳的名声极为可怖。进了留置场的人常常被拉出去活埋、练枪刺，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这一年陈永贵28岁，已经结婚两年，并得了一个儿子陈明珠。他的妻子李虎妮急坏了，求村里的富户掏钱，又托关系又送礼，折腾了近一年，好不容易才将陈永贵保了出来。陈永贵拣了一条命，也明白了乱世出头容易掉脑袋的道理，出来后便辞了职，死活也不干了。日本投降之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这次他又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替陈永贵说了好话，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这话说得合情合理，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兴亚会的问题，后来曾多次提起。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段都闹出过一点麻烦，不过问题不太大，在正式的定性上，这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当时的张老太如日中天，相当自信，恐怕也没有把陈永贵这位初出茅庐的后生放在眼里。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之后，他将在陈永贵副总理兼昔阳县委书记的统治下，戴着反大寨、民主派和走资派的帽子死去。”、“他目送着小轿车扬尘远去，沉默了许久，转过身来叹了一声，对站在身后的昔阳县农村科科长王富元道：“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上边的领导咋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二原告认为，作者在书中虚构情节，对陈永贵的人格进行贬损，造成了对陈永贵名誉权的侵害。现起诉要求二被告在《北京青年报》上赔礼道歉，并赔偿二原告精神损失10万元。

　　被告吴思辩护称，我是《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书的作者，我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多方的采访。书中所有情节均有相应的历史依据，并非像原告所述的是本人编造、杜撰的，且该书对陈永贵的历史定位及评价均符合史实，没有对陈永贵进行贬损、侮辱，没有侵害陈永贵的名誉权，故不同意二原告之诉讼请求。

　　被告北京青年报辩称，我报社在刊载《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书之前，已经获得了作者以及出版社的授权，该书的内容是客观、真实的，不存在作者任意编造、杜撰的情况。而且该书中没有使用任何侮辱、诽谤性的语言，亦没有涉及陈永贵的个人隐私，未构成对陈永贵名誉权的侵犯，故不同意二原告之诉讼请求。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二原告身份证，证明二原告身份及本案管辖权。

　　2、（97）京证字第01526号公证书，证明二原告与被侵权人陈永贵关系。

　　3、2002年4月23日至同年4月25日《北京青年报》第31版刊载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证明二被告的侵权事实。

　　4、署名为陈明珠的证言一份，证明陈明珠本人并未写过也不知道《我的父亲陈永贵》一文。

　　5、（2002）昔证民字第20号公证书，证明兴亚会并非特务组织以及陈永贵在日本投降后没有受过拘留。

　　6、（2002）昔证民字第21号公证书，证明赵怀恩并未当过队长，陈永贵没有向其托孤，在大寨村也没有受过批斗。

　　7、（2002）昔证民字第23号公证书，证明赵怀恩并未当过队长，陈永贵没有在大寨村受过批斗。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1、2、3、4、5、6、7项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第4项证据并没有正面回答陈永贵是否参加兴亚会的问题；第5 项证据的证明人资格有问题，且该证言也侧面反应了陈永贵参加过兴亚会；第6、7项证据的证明人并非文章中的当事人，其证明力不够。另外，被告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原告方的证人均没有当庭作证，其证言应认定无效。

　　在庭审过程中，被告提交以下证据：

　　1、《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一文，作者系1964年时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的陶鲁笳，该文载于《山西文史资料》1995年第5辑。

　　2、《毛主席宴请陈永贵》一文，载于《山西文史资料》1995年第5辑。证明诉争文章中所提及的“五十而知天命”一节的真实性。

　　3、《1971年5月25日陈永贵在批陈大会上的插话》抄件，抄自昔阳县档案馆第41号。证明诉争文章中所提及的“去见刘少奇”一节的真实性。

　　4、《我的父亲陈永贵》一文，作者陈明珠，该文载于《山西文史资料》1995年第5辑。证明诉争文章中所提及的“曾出任伪代表”一节的真实性。

　　5、《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一文，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范怀银，该文载于《百年潮》1999年第3辑，证明诉争文章中所提及的“参加兴亚会”一节的真实性。

　　6、《文盲宰相陈永贵》一文，作者新华社高级记者冯东书。证明诉争文章中所提及的“参加兴亚会”一节的真实性。

　　7、《谢振华征程录》一文，谢振华系1969年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证诉争文章所提及的“参加兴亚会”一节的真实性。

　　8、《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和思考》一文，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大斌，该文由党史出版社出版。证明诉争文章中所提及的“张老太死因”一节的真实性。

　　9、《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一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二室助理研究员孙启泰、熊志勇，该文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证明诉争文章中所提及的“张老太死因”一节的真实性。

　　10、《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书稿审查意见，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二室副主任陈文斌。

　　11、《陈永贵过关记》一文，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范银怀，该文载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证明诉争文章所提及的“曾参加兴亚会”一节的真实性。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真实性均表示内容不真实，不予认可。

　　本院经对上述证据材料审查后认为：

　　1、二原告所提交的身份证、（97）京证字第01526号公证书，2002年4月23日至同年4月25日《北京青年报》刊载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均系合法取得，经被告确认为真实的，可以作为证明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据。

　　2、原告所提交（2002）昔证民字第20号公证书、（2002）昔证民字第21号公证书、（2002）昔证民字第23号公证书，均系原告合法途径取得，被告对其真实性亦表示认可，且该证据材料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可以作为证明本案相关事实的证据，但证明内容仅限于该证据的书面文义范围。

　　3、原告所提交署名为陈明珠的证言一份，因被告对陈明珠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而要求陈明珠到庭质证是合理的，但陈明珠未能出庭质证，故不采纳该证词为证据。

　　4、被告所提交的《1971年5月25日陈永贵在批陈大会上的插话》抄件经本院核实，其内容真实、合法，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5、被告所提交的《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宴请陈永贵》、《我的父亲陈永贵》、《大寨内参引起的轩然大波》、《文盲宰相陈永贵》、《谢振华征程录》、《陈永贵过关记》、《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和思考》、《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均属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非权威文献记载，被告亦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二原告系母子关系，原告宋玉林系陈永贵之妻。陈永贵系宋玉林之夫。2002年4月23日起，《北京青年报》在第31版“每日连载”栏目，开始连载由被告吴思所著的《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书。4月23日连载写到“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嘛，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陈永贵不明白孔夫子那句话的意思，含糊地哼哼着点头。后来他知道了什麽叫知天命，又为自己胡乱点头而后悔。”、“此时陈永贵像所谓的乱世英雄一样冒出头来，以一个长工的身份当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后来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叫‘兴亚会’的日伪特务外围组织”、“陈永贵说。他问明了谁掏钱买酒买肉供他周旋之后，便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干起了维持会。”、“当年陈永贵的‘维持’也真不容易，很像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他出入日本人的炮楼，打点着来大寨要吃要喝的‘棒子队’，一方面糊弄着狗日的别杀人，一方面又尽量小心地给八路军干点事帮帮忙。1943年，陈永贵终于出了岔子，他在送粮问题上惹火了日本人，被抓起来痛打一顿，关进了留置场。日本人的留置场就是监狱或拘留所，其在昔阳的名声极为可怖。进了留置场的人常常被拉出去活埋、练枪刺，是个极其凶险的地方。这一年陈永贵28岁，已经结婚两年，并得了一个儿子陈明珠。他的妻子李虎妮急坏了，求村里的富户掏钱，又托关系又送礼，折腾了近一年，好不容易才将陈永贵保了出来。陈永贵拣了一条命，也明白了乱世出头容易掉脑袋的道理，出来后便辞了职，死活也不干了。日本投降之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这次他又受到共产党方面的拘留，在村里挨了斗，据说还是“五花大绑”，挨了几拳。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大寨村村长叫赵怀恩，陈永贵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曾向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替陈永贵说了好话，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这话说得合情合理，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兴亚会的问题，后来曾多次提起。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段都闹出过一点麻烦，不过问题不太大，在正式的定性上，这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当时的张老太如日中天，相当自信，恐怕也没有把陈永贵这位初出茅庐的后生放在眼里。他做梦也想不到20多年之后，他将在陈永贵副总理兼昔阳县委书记的统治下，戴着反大寨、民主派和走资派的帽子死去。”、“他目送着小轿车扬尘远去，沉默了许久，转过身来叹了一声，对站在身后的昔阳县农村科科长王富元道：“哎，你看这。一个农民干点事，上边的领导咋重视呀。我回去也要闹一番事业哩!””

　　诉讼中，被告吴思未就其引用的相关文章的历史真实性向本院提交充分证据。

　　上述事实，已在本院庭审时的质证过程中，经双方当事人当庭确认。

　　本院认为，死者的名誉受法律保护。被告吴思所写《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一文所引用的关于“陈永贵参加兴亚会”一节的具体文章，均系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非权威性文献记载，被告吴思亦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此事实的存在，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该描写客观上对陈永贵形象有贬损，客观上造成其社会评价的降低，被告吴思的行为已构成对陈永贵名誉的侵害。陈永贵现已死亡，二原告作为陈永贵的近亲属起诉，要求被告吴思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但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偏高，具体数额由本院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给原告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被告北京青年报社在刊登上述文章时未尽到审查职责，亦应侵权后果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吴思、北京青年报社在北京青年报刊登向原告宋玉林、陈明亮的致歉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核）。

　　二、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吴思赔偿原告宋玉林、陈明亮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元。

　　三、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北京青年报社赔偿原告宋玉林、陈明亮精神损害抚慰金二千元。

　　四、驳回原告宋玉林、陈明亮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八十元，由被告吴思、北京青年报社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曹宁

　　代理审判员 李岳鹏

　　代理审判员 王建

　　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