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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都市报：62万元工钱“依法不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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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1月09日10:59 海峡都市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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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晚，福州大利嘉城22层，中铁十五局第四工程公司（下简称“四公司”）福州办事处所在地，12名来自福清沙浦的农民工在此讨要工资。当晚8时，讨工资农民工在该楼的楼道上被打，一名叫倪有栋的民工被打成脑震荡。警方平息了冲突，劳动部门介入调查，事件的处理结果目前还未做出。
事后，“四公司”姓陈的书记称，参与打架的是“公司的朋友”，1月5日当晚，那些人“正好来玩”。对于讨要工资一事，负责该工程的“四公司”于经理说，这些工人并不是“四公司”雇来的，因此讨工资完全是“无理取闹”。据了解，这批被欠薪的工人约有40人，按他们的同乡、工头杨贞贵当时留下的清单，欠薪总额共有621849元。由于这些工人是带着工具（汽车和各种工程机械）上岗的，这62万元中包含油钱、配件费等工人们为工程垫付的费用。
“四公司”：已付清合同规定工程款
根据“四公司”提供的证据，这件事的过程显得很简单：
2001年，“四公司”与一名叫杨贞贵的人签订了一份合同，杨承包了“四公司”福宁高速公路福安段连接线的某段工程。当时，杨贞贵自称是“福建省地质工程公司第四工程处（下简称‘四工程处’）法定代表委托人”，并以“四工程处”的名义与“四公司”签了一份合同。
工程结束后，“四公司”也付清了全部合同规定的工程款，但付款后杨贞贵“消失”了，而工人们还有62万元的工钱没到手。
“四公司”陈书记说：“工人应该找他们的工头杨贞贵要钱，而不是我们。如果杨贞贵找不到，他们应该找杨的所在单位——‘四工程处’要，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陈书记还补充，杨贞贵跑了，工人们并不见得要去找上一级发包方（“四公司”），因为“四工程处”才是他们的雇主，而且应该是有支付能力的。
福建省地质工程公司：
合同中的“四工程处”是假的
虽然“四公司”负责该工程的于经理强调：“杨贞贵是出示了‘四工程处’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文件正本，我们才与他签合同的。”但是，福建省地质工程公司却表示他们没有什么“四工程处”，该公司叶先生告诉记者，如果合同上出现了他们“四工程处”的公章，那一定是假的。叶先生还补充，地质工程公司的主营范围不在高速公路，因此也没有高速公路建设的资质，“四公司”称看到了所谓“资质证”，他表示“不知是什么东西”。
记者还了解到，杨贞贵以“法定代表委托人”的身份出现，却没有背后公司的账号，“四公司”给他支付工程款时，一律用现金支付。
为什么“四公司”相信杨贞贵是某公司的“法定”人物呢？于经理回答，他们相信相关的文件。
地质工程公司位于福州塔头路，与“四公司”福州办事处不到5公里路程，电话联络更是简单，但“四公司”的人就是不找地质公司核实，坚定地相信了杨贞贵，并与之签了合同。工人们说，大家都知道杨贞贵根本就是一个私人工头，怎么“四公司”就不知道？
业内人士称：工头签下了亏本的合同
那么，杨贞贵是什么角色？“四公司”为什么找了这么一个毫无诚信可言的工头？
工人们在工程结束后才看到“四公司”与杨贞贵签的“合同”，一位知晓施工行情的工头给工人们提示，接这份“合同”，杨贞贵根本付不起工人工资。
这名工头叫陈旺，他承接了同一个高速公路连接线的另一段工程。他说，“合同”上的工程造价出奇低，谁都知道这是亏大钱的买卖。
将陈旺的工程价与“四公司”的工程价做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差距巨大：
挖土方：陈旺价格为7．3～7．8元／立方米。“四公司”的价码是4元／立方米。
挖石方：陈旺价格为19．8～22元／立方米。“四公司”的价码是10．7元／立方米。
农民工们还补充，一个叫“路基填筑（包括土石）”项目的单价才叫离谱：“‘四公司’给我们的单价是每立方米3元，而实际的行情都在50～60元。”在合同中，这个项目的单价果然是3元。
陈旺告诉记者，承包工程报价不能太低，否则会被认为偷工减料或质量不过关。一般情况下，分包商不能标出比省里制定的“指导价”低24％以上的价格。陈旺称自己的价格已比“指导价”低了10多个百分点，而“四公司”那份“合同”的价格却在“指导价”的一半以下。
而对于离奇低价，“四公司”于经理没有评论，他只说，“合同签订了，白纸黑字，亏不亏是他的事。”同时还表示，因为“当然是标价最低者中标”，因此才选择杨贞贵。
尾声：亏本结果该谁来承担
这样的低价显然维持不了多久。工程干到2002年时，杨贞贵根本无力支付工程的开支了。工人们开动着自己的机器，但所用的油钱、配件钱都是找店里赊账的。
于是工人们便停工。“四公司”在这个时候出面，表示如果工人们复工，工钱不是问题，“四公司”愿为工人的工钱做担保。
在工人停工半个月后，“四公司”、杨贞贵以及一群工人的代表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协议内容规定，如果杨贞贵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四公司”愿意支付，前提是工程按期完工。
签订合同时，离合同工期截止日只剩51天。
民工们说，签协议后，他们觉得有盼头了，虽然对于工程的进度，他们没法控制，但是，他们知道应该没日没夜地干。民工们举了一个例子，有几天下了大雨，路面太滑，他们想办法在路面上铺上渣石防滑使工程继续下去。
工程还是没有按期完工。“四公司”认为民工违约在先，三方协议应当中止。付钱的问题回到原合同上，“四公司”出示了他们付清所有工程款的证据，表明他们已履行了义务。
现在，工人们在福州城郊找了一个暂时的住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省劳动部门，还有“四公司”方面“良心发现”。
记者手记
法律是做什么用的?
“四公司”的陈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笑称自己打过不少官司，已是“久病成良医了”。
而他面对的民工，还没闹清“合同书”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说，他们只知道柴油一升多少钱，每个配件价钱多少，“干活——拿钱”是他们唯一的逻辑。
于是，一份工人们无法控制的三方协议，以及一个早已逃之夭夭的杨贞贵，将民工们挡在“依法说理”的门外。
记者在采访时想，法律到底是什么？是民工维护自己权益的工具，还是某些人逃避责任的合法通行证？
“四公司”在与子虚乌有的“四工程处”签合同时，到底是不知底细，还是欲擒故纵？记者不得而知。这起讨工资案也许只有等关键的当事人——杨贞贵出现，事件才能真相大白。但杨已“失踪”数月，农民工的权益怎么办，他们被欠的62万元是否就一直挂下去？
利用法律作恶，比不懂法律更可怕。
本报记者 王小虎/方传柳/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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