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近日在北京开幕，其间传出消息，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即将出台，这是党内监督工作实现根本制度化的一个飞跃。

　　腐败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在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在转型国家，其表现又有独特性。我国目前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刻，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原有计划经济时代政策性垄断优势在市场中更直接的体现为实际的经济利益，这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权钱交易创造了客观条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利益追求的正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可，随之产生的是利益渠道的多元化，以权谋私也成为一些官员的选择。市场化的加强使得政策性资源越发稀缺，对资源的谋取行为蔓延。

　　根据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显示，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间，全国处分党员数、干部数甚至省部级领导干部数有所增加。

　　这些官员手中都握有可观的公共权力资源。公共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意志的体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要由实际的个人来实施，而个人在社会中的趋利性将不可避免造成腐败的风险，当权力指向公共的目标产生偏移时，权力的公共性又使得其损失大大超过权钱交易双方所获取的个体利益。腐败问题成为每一个执政党都不得不面对的考验。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他指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要继续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必须继续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

　　2003年的反腐事实就是这番讲话的最好注解。从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和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一直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从卸任到在职的13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处，其力度之大、层次之高、范围之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根治腐败的决心，清晰可见。

　　而针对一把手犯罪的趋势，《条例》也将重点明确为加强对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在10个方面的监督对象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各级党政一把手都在被监督之列，对“一把手”监控重点的确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因为在人、财、物权上受制于同级党委，各级纪检机构的监督权力之力不从心可想而知，对同级党委一把手的监督则面临更大的困难。此次《条例》将一把手列为监控重点对象，无疑解决了一个制度上的难点。有专家认为，这是我国执政党内部迈向制度反腐为主的开始。

　　这种转变是令人欣喜的。同时不可否认，要真正完成这种转变，对腐败问题构成实质性的持久的打击，对监督机构独立性的保证以及监督渠道的多元化都是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勋爵的判断提醒我们不能放松对于权力的警惕。要实现监督的有力，短期需要治理腐败的决心，长期则需要制度的保证，这里不仅要有内部的监督，还要有外部的约束。

　　反腐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形成垄断，市场的经济冲动缺少合理的表达和实现渠道时，对这种垄断资源的攫取不可避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相结合，反腐败才能收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另外，还要处理好党政关系的问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曾经给我们带来沉痛的历史教训。通过法律程序，贯彻党的意志，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框架之下，腐败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走向制度化。

　　治理腐败任重道远，治标的同时更要治本。要实现对腐败更加彻底的打击，需要决心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