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 北京市市政府1月12日宣布，2003年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60件重要实事已全部落实。今天前，《北京市2004年在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重要实事》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征求意见。据说，北京今年的“实事”与往年相比有两个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实事总数是56件，而不是几年以来的60件。而且，今年“实事”力求更贴近群众切身利益，充分体现实事求是、不凑数的原则。这则有关“实事”的新闻想必会引起北京市民的普遍关注和高度兴奋，由此也使笔者联想到一个长期以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政府干嘛要如此这般地把“办实事”挂在嘴上呢？该口号的盛行究竟是在树立或改善政府形象，还是在“此地无银三百两”般地损毁政府形象？ “办实事”这个词儿在与政府工作有关的“语境”中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已流行多年。按一般逻辑推理：既然它被单独“拎”出来说事儿，一定有其特定的现实背景抑或说是“对立物”。之所以如此强调“办实事”，之所以大造“办实事”的舆论，针对的恰是部分地方政府、部分官员的不办实事。无论是从执政党理论、政府职能、纳税人权力、百姓意愿还是“国际惯例”看，不办实事现象都只能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假如一级地方政府“办实事”的施政理念和务实的政风已十分牢固，那么，三令五申“办实事”实在显得多此一举。而“办实事”的说法一旦被当成一个整体的、普遍的、长期的号召，恰恰不是正面意义的表达，而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所谓“办实事”，可被理解为能获得实实在在收益的事儿，其“对立物”大概就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事儿；“实”的参照物、对立物是什么？不正是“虚”么？每逢岁末年初，不少地方政府都热衷于声称自己在上个年度办了多少件实事，这显然不是政府一年工作的全部。那么，未被列入的事难道是“虚事”？假如是，又怎么个“虚”法儿呢？在强调“办实事”时，一般又习惯于在前面加上“为民”二字，而“为民”的对立物又该是什么呢？人民是政府唯一的服务对象，“为民”是政府的唯一选择。假如政府的一部分工作并不是“为民”，那又是为谁呢？ 诚然，笔者并不想一概否认“办实事”之说法在特定情景下的积极导向作用，但也不能不指出，“办实事”同样也会成为一种误导。以下三种类型并不难找出实例：其一，有些“实事”也许立杆见影，但实则治标而不治本。按照国际通行的政府理念，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向公众提供安全与秩序。“安全”暂且不说，而“秩序”这东西实在很难，而且不大能“看得见、摸得着”。良好的“秩序”往往是政府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也是为百姓干的最重要、最本质、最大的实事。问题是，有谁会把“秩序”列入到“办实事”的范围？正因为“秩序”的这种特点，于是也就变得不大为政府所重视。其二，明眼人都知道，有些“实事”，政府“办”它的意图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博得百姓眼下的好评。借用一种民间说法，即“做眼皮子活儿”。“眼皮子活儿”的最大好处是“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不必讳言，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百姓们，大抵都有一个天生的弱点，即比较重视表面的、看得见的、暂时的利益，故此常常对政府的“眼皮子活儿”报以好评。至于事关持续发展的、深层的、本质的“实事”，不仅做起来实在太难，而且未必能立马获得百姓的赞扬，于是也就不被重视。其三，有些“实事”名义上是为百姓办的，实质动机却是给上级看的。或者说，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石二鸟”。其中奥妙不难解析：官员政绩以及官阶晋升主要来自上级评价，依据什么评价呢？总得有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毫无疑问，建一个可供市民休闲的广场比改善某种社会秩序要容易得多，但前者被上级视为突出政绩的可能性比后者同样也大得多。 通过近期在沈阳召开的“东北振兴战略国际研讨会”上形成的发展共识，笔者欣喜地看到一种新的“实事观”，即注重解决体制、机制和结构等深层次问题，注重改善环境。本月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立法会发表2004年施政报告，同样强调的是“改善香港营商环境”、“贴近民情、改善施政”、“争取市民大众的信任和支持”等等。不难发现，二者都没把“办实事”挂在嘴上，但想必其办出来的事，是比以往那种挂在嘴上的“实事”更“实”、更有益于百姓的实事。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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