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消息,国家有关部门即日起开始对全国报刊社记者站进行清理整顿,今后,报刊杂志设在各地的记者站只能从事采访、组稿等新闻业务工作,搞发行、拉广告、拉赞助等都是违规违纪行为,将受到严肃查处。放下经营“包袱”,回归采访本位,记者站才能名副其实,驻站记者才能轻装前行。 作为新闻单位的派出机构,记者站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职能仅限于采访、组稿、通联等新闻业务活动。但实际上,许多记者站的工作职能却“倒”了过来。记者站俨然一个小企业,不仅要养活一大帮人,有的还要向派出单位上缴数量可观的利润,经营活动成了目的,新闻采访却成了手段。一些驻站记者为了完成上头下达的经营任务,为了年终多拿“分成”、“回扣”,拿新闻报道与政府、企业做起了交易:我给你发“表扬稿”,你在我的报纸上做广告。有的则与当地政府达成了长年“合作协议”:驻站记者答应给当地一年发几篇稿,当地政府则答应帮助记者完成多少广告、发行等任务。而这些钱,政府往往拿不出来,只好转嫁到当地一些企业身上。一些企业虽然极不情愿,但领导发了话,又不敢不听。还有个别驻站记者,为了逼政府、企业掏钱,在写好批评报道后,先拿给人家看,吓得人家不得不备好酒菜与之“谈判”,谈来谈去,最后只能“花钱消灾”,要么做广告,要么订报纸。还有一些记者站,为了完成经营任务,招聘一些社会闲杂人员,打着报社的旗号,四处“搜刮钱财”,影响极坏。 在2002年“6·22”山西繁峙矿难中,11名新闻记者陷入“黑金”丑闻,事后总结教训时,人们更多地将原因归结为记者职业道德的滑坡,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11名受贿记者要么是驻站记者,要么是身份“复杂”。11人中,新华社的4名记者全是驻站记者,《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的站长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四人更是广告、发行、采编“一肩挑”,常以“记者”、“律师”、“广告员”、“发行员”等多种身份出现。对于驻站记者来说,身份的混乱,必然导致行动失范。是记者,就当该批评的批评,该揭露的揭露,体现记者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但搞发行、拉广告、拉赞助不是容易的事,不与当地政府、企业搞好关系,是万万不行的。新闻一旦与金钱结盟,记者一旦扛上经营的重担,就会“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就会在新闻发生时,不急着去新闻现场,先跑到地方官员或者老板那儿“商量对策”,就会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口塞目瞎,甚至为虎作伥。繁峙矿难最先由“利益圈”外的记者批露出来,反证了记者站扛上经营重后担的无奈与危害。 不可否认,一些记者站靠经营富得流油,一些驻站记者靠经营赚得钵满盆溢。但这是以扰乱记者站的正常工作秩序,给基层政府部门、企业带来沉重负担为代价的,它让记者站、驻站记者失去了本来面貌,陷入了形象危机和信任危机。而对于那些没有“经营能力”的驻站记者来说,为了完成经营任务,往往是苦不堪言,疲于奔命。要让记者站“形象高大”,要让驻站记者“清白、轻松”做人,肩负经营重担这种体制性的弊端必须根除。 (作者 易其洋)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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