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背景层次上有着巨大差异的她和他共同生活到了一起。忽然有一天，她发现他早有妻子。

　　●他的家人逼她"做掉"孩子，她惊惶出逃。千头万绪中，她放弃了为他的重婚官司出庭作证。

　　●孩子出生了，他家坚决不肯收留，而是要送给一个"好人家"……

　　“鉴于生父母双方均将另组家庭之现状，双方一致同意在保证峥峥（化名）有良好归宿条件下送第三人。具体办法……”今年1月，勤勤收到孩子的生父刘涛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将他们的非婚生儿子峥峥送人！

　　绝望的勤勤拔通了“晨报热线”的电话。在茶室，我见到了面目姣好但神情恍惚的她。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诉说中，她根本没动过面前的那份西米露。她说一想到孩子和自己的未来，就半点胃口都没有。

　　突然冒出他的“爱人”

　　我出生在安徽农村，没读过几年书，十来岁时被送到北京的亲戚家，在美容行业工作。1999年4月，我认识了刘涛。刘涛很会照顾人，他说喜欢我身上的温柔和善良。他向我下跪过、哭过，从上海每天至少要给我打两个小时的长途电话，每月飞北京一两次，还在我居住的房子前站过三个小时；我为了逃避他的求婚，跑到贵州的小姨家，他也追到了贵州。

　　在他强大的爱情攻势下，我们不久就成了男女朋友。12月，我随他来到了上海。他说母亲暂时不能接受外地女孩做儿媳，没把我往他家里领。为了解决户口问题，我自己出钱在郊区买了一套商品房，他只出钱买了洗衣机、卧室的床，支付了简单装修的费用。他在市里工作，每天晚上都回到我这里来。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共同生活，小区居民经常能见到我和他一起散步说笑，都以为我们是对恩爱的小夫妻。

　　2000年6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正式要求他给我和孩子一个说法。可他说蓝印户口未办好，既不答应和我结婚，也不让我把孩子做掉。肚子里的孩子长到6个月大时，他以爱人的名义陪我去妇婴医院做孕检牷后来，他又陪我到郊区的中心医院做产前检查，B超显示是个男孩，他非常开心！

　　平时他每天晚上都要来我这里过夜。我怀孕8个月时，12月4、5、6号，一连三天，他没来，也没打电话。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打他的手机，结果是一个女士接的。我问刘涛在哪里、她是谁，她说她是刘涛的爱人，然后反问我是谁。在电话的另一端，手足无措的我轻轻地说：我也是他的爱人。

　　一天中午，在锦江乐园附近的一家餐厅，我、她和刘涛坐到了一起。原来刘涛在四年前就结婚了，认识我时，他妻子正在加拿大留学。她态度很和善，见我挺着个大肚子，一再嘱咐我把身体养好，还借故把刘涛支开，偷偷地对我说一定要让刘涛做决定，否则他的父母一定会替他做决定的。

　　勤勤告诉我，那次的谈话其实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刘涛表示两个女人他都不想放弃。

　　我逃回北京生孩子

　　谁知当晚，刘涛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姐姐、姐夫，四个人开车到我郊区的家里，强制性让我做流产，说已经联系好了上海最好的妇婴医院，也托好了一位主任医师，第二天一早就给我做手术！要知道我在上海一个亲人都没有，刘涛已婚的事实已让我手足无措，他们又要拿掉我的孩子，我的身心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第二天清早我拿着手提箱和衣物，战战兢兢地从上海南站到杭州，再辗转回到北京。

　　我一到北京就打刘涛的手机，他不接我的电话。打到家里，他父亲声称联系不到儿子，有

　　什么事找他说就可以，还说我如果想打掉孩子，现在就坐飞机回上海，飞机票的钱他来出；如果我想闹，随我便，反正“黑道白道”他都有人！我没想到他们家会这么绝情，万般无奈之下我在北京找了好几家医院，想把孩子做掉，可月份太大了，做流产会母子性命难保，医院不同意。

　　那时已经是腊月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过的那个年。3月6日深夜，我觉得腹痛，忍到天亮，一个人到医院待产，楼上楼下地办各种住院手续。因胎位不正，要做剖宫手术，但没丈夫陪同，医院不给做。恰好有一个朋友过来看我，顺手签了字，我这才被送入手术室。下午4点50分，孩子被产钳夹出来了。

　　在医院住了七天，其他的产妇身边都有一大堆人看望，只有我的病床边冷冷清清的。第七天孩子发烧，我的伤口感染，我实在撑不住了，借别人的手机打通了刘涛的电话，在电话里我整整哭了半个小时，请他让北京的亲戚朋友帮个忙，度过眼前的难关。他表示要和家人商量，让我等他的信儿，还说孩子就不要治了！我说他只是发烧啊，怎么能不治呢？从此他就音信全无，我换任何部手机打过去他都不接。

　　“峥峥这孩子从生下来就非常乖，一声都不哭。”谈到与刘涛的这个非婚生儿子，勤勤的脸上浮现出母性的光辉。这也是我在交谈中见到她的唯一一次微笑，含泪的微笑。

　　为了爱我没指证他重婚

　　孩子一出满月我就去工作了，挣钱来养活我们娘俩。考虑到上海毕竟有自己的房子，也是为了给孩子讨一个说法，孩子6个月时我抱着他第二次来到上海。刘涛本人坚决不出面，他的姐姐出来讲话，承认峥峥是刘家的骨血，但考虑到孩子今后的生活，提出要把孩子送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建议呢？我想可能因为他们是上海的高知家庭，看不起我的所谓“卑贱”出身吧。

　　我继续在上海的美容院里打工。孩子快9个月时，他的妻子又回国了，她和她的父亲来到我家，说是已起诉到法院，告刘涛犯了重婚罪，请我出庭作证。说实在话，他家说要把孩子送人之前，我的内心一直守着对刘涛的这份感情，甚至想只要他家能够收下这个孩子，我就决定皈依佛门。加之考虑到孩子今后的生活问题，我犹豫再三，没有出庭指证刘涛的重婚罪。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他妻子的起诉，责令他们庭下协商。刘涛支付了15万元，他妻子同意撤诉，飞回了加拿大。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他才出面和我签了一份协议，时间是2002年5月，主要内容是他每个月支付800元做为小峥峥的部分生活费用。我极想边工作抚养好可爱的儿子，可是长时间的身心折磨让我再难支撑，我出现了厌食、精神恍惚、自言自语等症状，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让我到专科医院去检查。但由于没有家人的陪同，该院不同意为我进行精神鉴定。有好几天

　　我都想过要抱着孩子跳黄浦江，因为像这样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太痛苦了！

　　勤勤不只一次地谈到了“死”，这真让我非常担心。

　　因为我实在无法单独抚育孩子，2002年7月，我们又签了第二份协议，本应由他家来抚养，可把孩子抱到他家里，70多岁的爷爷奶奶却不肯要这个与刘涛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可爱的孩子！我只妥协同意他们找保姆带孩子。为了不影响他家的脸面，刘涛居然把孩子远远地寄养在闸北区一户人家，每月由我和他共同支付1200元的托养费用。

　　2004年1月，刘涛在信中再次提出要把孩子送个“好人家”。我向律师咨询，律师说这是很严重的弃婴行为。可我知道刘涛的私人律师在法律界很有名望，又是他父亲的老友，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敢打这场官司。除了要支付一笔律师费之外，他父亲说过的话也让我担心自己和孩子的安全。

　　为了尽快把孩子“送”出去，刘涛与我保持着手机短信的联系。

　　“你就这样拖累孩子在社会最底层里混了。清醒地想想吧！不要让他承担你的报复和怨恨，带给他伤害的代价。……我希望把他送到国外，有优厚的生活环境和发展条件，成为外籍人，也算我们对他的补偿。现在这家人也很低层，各方面条件都差。这不是一误再误嘛！”

　　“小孩不能选择出身，但你有责任给他新生的机会！……我们应该抛开彼此的恩怨，给他安排大大有利于他将来生活的好得多的环境。他的身世已够可怜的，不要再把他当工具了。”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经济能力带不了孩子，而他家不想要这个孩子，推来推去，把孩子夹在了中间，我实在不忍心。与刘涛弄到这个地步，我已经不考虑自己这辈子的幸福了，可孩子是无辜的。”

　　勤勤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我在上海无亲无故:如果不是为了这么弱小而又无辜的孩子:我肯定不想再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了。但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他们呢？他们根本就不想承认他，因为他有个身份“卑微”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