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方华

　　以《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为契机，反对腐败、监督权力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少地方开始掀起了强劲的反腐之风。据媒体报道，辽宁省的主要领导明确提出，各级干部“凡收受200元以上的，一经查实就地撤职，决不姑息”。近日，广东方面也报道说，当地主要领导提出了对权力运行监督的六大要求，其中，涉及到对“一把手”的监督更为严厉，首次提出要把一把手的“生活圈”、“社交圈”也纳入监督的范围。这样一些提法的出台，显示出各地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反腐倡廉的巨大决心，对公众来说，这无疑是令人鼓舞的消息。

　　不过，在欢欣之余，对这些措施细加推敲，又难免会感到疑惑。首先，腐败现象存在日久，腐败的风气也早就“深入人心”，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提出过高的反腐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实在让人心里打鼓。比方说，各级官员之间的人情往来已经成为官场的一个惯例，在不少地方，花钱买官、保官的事情也已经屡见不鲜，他们之间的这种钱财往来一般都比较隐秘，查证起来难度很高，所以，要想对金额较小、也未必涉嫌贿赂的情节施加惩处，恐怕操作起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同样，问题只要涉及一把手，往往就很难办，因为在现有的权力运行模式下，一把手往往能够化解各种“监督”，舆论监督也罢、党内监督也罢、群众监督也罢，都很难对一把手产生实际效果，如果没有切实的制度来约束一把手的话，谁又有能力在一把手的管辖之下，去监督一把手的生活和社交呢？从程维高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就不难了解到，现有的监督体系对一把手的思想觉悟和党性原则有很强的依赖性，一把手的觉悟高，权力监督的工作就好做，一旦一把手丧失了原则立场，权力监督就可能成为毛毛雨。所以，要想监督一把手，恐怕非要进行制度创新不可。

　　权力监督的制度化，是反腐的必由之路。而所谓制度化，就意味着反腐是有着一定的规范和可行性的，意味着目标的清晰、措施的具体有力以及处理办法的刚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反腐。《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就势必把我国的反腐工作引到理性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上来，在新的制度设计下，对一把手的监督将有章可循，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也有望为之一变，那时候，就算不干涉一把手、二把手的私人生活，权力滥用、腐败横行的情形恐怕也会有所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