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非冰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管理司副司长刘燕朝介绍，外专局每年审批出去的受训名额有4万名，每年中央财政拨给外专局用于干部出国培训的专项拨款是1亿人民币。但现在国外的培训费都上涨了，一个中长期培训项目平均所需费用是每人10万人民币。哈佛大学还要高，但相对于所带来的效益而言，投入的钱还是小钱。
前不久，国家主席胡锦涛却在访法期间透露，中国最早的官员海外培训计划是与法国合作的。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前法国出口贸易促进协会。“授之以渔”胜于“授之以鱼”
戈·马蒂(Guy Marty)曾是法国前总理皮埃尔·莫鲁瓦的私人顾问和法国社会党总书记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专家组成员，现任法国对外培训考察与交流促进协会(AFEPE)主席。
该协会的前身就是法国出口贸易促进协会，由很多已退或在任的法国政治家组成，致力于推动法国与外国(主要是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为了适应越来越火的中国公务员培训市场，他们逐渐把精力集中在干部培训业务上，干脆把名字也改了，还联合了许多专家学者成立了一家专门的培训学院——欧洲对外高级干部培训进修学院。
在欧洲对外高级干部培训进修学院的理事会和指导委员会名单上，有联合国前任副秘书长安托尼·布朗卡Antoine Blanca，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马克·阿尔布依(Marc Albouy)，法国前议员、现任“地中海储蓄银行”经理的弗朗西斯·昂佩(Fancis Ampe)，以及前澳门总督，前总理新闻处主任等等。
从1991年开始，中国中央各部委开始委托戈·马蒂的协会培训自己的官员。当时的中方合作伙伴是外国专家局，合作之初，中国的外国专家局只是接受法国专家到中国服务，后来慢慢开始派送中方人员到国外进修受训。
培训的主题很广泛，从葡萄的种植到法国农业市场的情况，从超市的运作到大型企业的管理。培训费用由北京各委托部委支付。
翻开对外培训交流促进协会的培训内容清单，在《国家的行政组织及管理》的课程中列有“法国的公共职能部门的总体组织结构”，“总统府及总理府各部门日常的关系”，“法国的税收制度及增值税”，“所得税管理和监察的工作经验调研”等七、八项课程，在《国际事务》课程里有“欧盟经济和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世贸组织对可持续发展的冲击”等。
马蒂先生介绍说，他们所培训的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技能，而是一种方法。他们以法国政府或企业所遇到过的真实问题为案例，请行业专家甚至是当事人进行分析，力争在短时间内就某一难题给受训的官员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而且专家们不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还给出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逻辑体系。理论之外，法方还安排学员到对口的政府各部门参观，实习，以便使学员建立起直观的印象。这种方式与其说是实际管理知识上的传授，不如说是观念和思想方法上的交流。
“我知道有一个商务部的官员受训回国后马上被提拔为他们单位的第一把手。”马蒂回忆说，“但我们受到的最佳褒奖就是15年来我们持续不断地收到中国政府高级别的培训委托，共计有6万天的培训日，培训了4000多中国人，其中约1／5来自中央政府，4／5来自地方省市。1999年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时，政府还派来了好几批官员受训，学习法国政府如何管理控制国家企业，怎样成功地操作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马蒂表示协会原来只是被动地接受中方的要求，现在他们开始总结整理法国政坛和社会的新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一些新的课程推荐给中方。或者为中方的企业领导者提供一些到法国大企业实习的机会。
海外培训要博采众长
刘燕朝说：“我们并不希望都去美国，但由于我国受训人员语言水平的限制，出于成本和效果的双重考虑，安排在英语国家的多些。”
哈佛的肯尼迪学院专门培养各国政要，美国也乐于培养一些熟悉了解美国的中国政府官员，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局限于在一个国家受训是我们极力要避免的，假如我们只在美国受训，把我们的干部变成美国体制或管理方式的一个翻版，怎么行呢？”刘燕朝说，因此，“在培训上我们要博采众长，了解学习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先进经验。”
“目前在职的省部级干部90%以上有在国外受训的经历，一些省级领导就在第一批赴哈佛肯尼迪学院受训的中国高级干部之列。”他还透露我国政府官员接受过出国培训的从最高级的政治局常委到一般的地市级干部都有，“这是很大的一个人才储备库。”
刘燕朝认为，欧洲的很多国家在培训方面的经验也不输于美国，像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AOTS以及法国的一些机构也资助过我国的培训项目，主要是在经济界。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方法还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比如我国现在的个人所得税法是学习英国的，但这并非生硬照搬英国现在的税法，因为结合我国现在的情况，英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个人所得税税法更合适，现在英国的税法已经变了。”
马蒂也认为对于中国干部培训，暂时还不存在政府间的竞争。“中国对公务员进行培训的需求太大了，哈佛每年也只能培训50多个人。”他认为欧洲，尤其是法国跟美国那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是不一样的，“在美国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我们更注重社会各方经济力量的调和及平衡，你可以称做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可能更像欧洲而非美国。”马蒂颇为自信地说。
欧美和日本等非常希望中国的官员能熟悉了解他们本国的情况，这对他们争取和维护自己在中国各方面的利益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而参与中国官员的培训无疑是最好的途径之一。
刘燕朝举例说，日本的AOTS曾经一度停止了培训项目，但当他们发现委托培训的干部中有部分被委以要职后，即要求恢复原来的培训。
对于以官方名义送出国的培训干部，国家有严格的审核标准，而且每个团回来后都要递交一份学习报告给外专局。审核的原则是国家重点项目，地区和行业重点项目，“像‘军转干部的安置问题’这种我国特有的问题有什么必要和理由出国学习呢？还有‘公务员等级制度’诸如此类巧立名目公费出国的培训项目我们是‘格杀勿论’的”。刘很坚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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