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山

　　30年前，她加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记者站。

　　26年前，她成为该报负责报道外交事务的记者，因为年仅30岁而引起报社一些人的嫉妒。

　　20年前，她获得普利策奖，作品是一组揭示约旦国王在美国中东政策所起作用的系列报道；同年她结婚。

　　20年后，她成为该报全球发行人，仍然有人将她的成就———甚至是全部成就———跟她的婚姻联系起来，因为她的先生是道琼斯的主席兼CEO彼得·坎恩。因为她是一个女性。

　　职场究竟有没有“玻璃天花板”，或者说到了21世纪是不是仍然存在，如果有，又是什么样的？这个中文名字叫贺开宇的美国女子可以提供一个答案。

　　挑战玻璃天花板

　　如果不是那桩引人注目的婚姻，贺开宇的故事本来相当符合好莱坞宣扬的“美国梦”的标准：来自边远小镇的毫无背景的女孩凭自己的本事，还有父亲的“不要随大流而要自己走”的教导，在大城市克服性别歧视的障碍，实现儿时理想，成为一名令人肃然起敬的记者，30岁就晋升《华尔街日报》的外交记者。

　　那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当时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女性要的只是一个短期的工作，因为她们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结婚，生孩子，辞职回家；跟男性不一样，她们要的不是一份长期的职业，更别说一生追求的事业。

　　贺开宇知道这一点。她还知道，美国女性跟她们的兄弟接受同等教育的历史虽然超过50年，在劳动大军所占的比例也已超过一半，但在中高级管理层，女性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

　　“这里一定有问题”，她说，她并不否认女性在竞争当中不得不面对更高的要求，她们要想到达到同样的位置，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出更好的成绩，超过她们的男性同事。

　　但她说她喜欢挑战，也有人说她厉害，很难对付。尤其在做采访的时候，找不到她要找的人，拿不到她需要的信息，她是不会放弃的。她会想尽一切办法，非要引起对方注意不可。

　　贺开宇的一位同事最近接受一本杂志采访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在写后来获得普利策奖的报道那会儿，需要采访约旦国王，但国王陛下没给她回电话。她知道约旦人在监听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的电话，所以特意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说：“国王陛下以为他是谁啊，这里是《华尔街日报》！”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一分钟不到，她就接到约旦国王打来的电话，如愿以偿。

　　我问贺开宇，这是不是真的。她笑起来，说她实在不记得了，又补充道：“如果说这个故事讲的是我会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信息而竭尽全力，这是真的。作为一个记者，我对怎样接近我要接近的人和得到我要得到的信息是很有毅力和办法的。但我不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到处嚷嚷‘我是《华尔街日报》的’会有什么好处。你首先要弄清楚具体情况以及怎样才能达成你的目标。我实在想不起来有过这么一件事。但我愿意承认我会坚持不懈想方设法接近我的目标人物，也会毫不谦虚地说这是我能成为好记者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善于聆听，我在见不到自己要见的人以前是不会放弃努力的。”

　　在她看来，身为女性不仅不是一个劣势，事实上在媒体行业这还是一个优势。因为普遍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善于聆听，而聆听是一个记者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女性还特别善于说“我听不太懂，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方式总能引出好的信息，因为人们喜欢说话，遇到尊重自己的人就更加耐心。

　　许多人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会说，“哦，那么你对此怎么看？”，自以为是的男记者通常就会不假思索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贺开宇说这就上当了，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人家用来打发一小时采访时间的策略，一旦你接茬，他们就不必说话，不必给你提供信息了。

　　而且，因为当时女记者的人数很少，被别人记住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大家都记得《华尔街日报》的贺开宇，她说，但她的男同事们就没那么幸运。

　　谁在左右《华尔街日报》

　　1979年，贺开宇在报社第一次见到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也就是该报的助理发行人彼得·坎恩。他们拍拖的消息引起同事们的不快。此前已经有人对她30岁晋升外交记者表示不满。

　　情况对贺开宇不利，但她没有偃旗息鼓的打算，而是在1982年二人恋情公开之后选择了相当高调的方式，一度公司还为他们提供直升机作为往返纽约办公室和普林斯顿住所的交通工具，很快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一对，而且是有权势的一对。

　　局势突然有了对峙的味道。

　　彼得·坎恩和诺曼·珀尔斯廷原来是好朋友，1983年，坎恩任命珀尔斯廷出任《华尔街日报》主编。正是珀尔斯廷为该报引进通常只有杂志采用的调查和叙事报道，并且让一批记者崭露头角，其中包括贺开宇。

　　1984年，贺开宇获得普利策奖，却传出她的文章经过坎恩修改的消息，这让珀尔斯廷觉得很不舒服，但他还是决定让贺开宇出任国际版主编。同年，欧洲版主编觉得自己在报社的日子长不了了，因为贺开宇正在离间坎恩和他喜欢的人，报社开始划分为“珀尔斯廷的人”和“贺开宇的人”。虽然珀尔斯廷坚持说他和坎恩的工作关系没有受到影响，但他却没有忘记，坎恩和贺开宇坐公司的直升机旅行之后，两人会分别给他发关于选题的内容相似的信件，他说她是在用一种并不微妙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她的影响力。

　　1989年，坎恩应邀加入道琼斯董事会，贺开宇成为副总裁，主管国际业务、欧洲版和亚洲版。换句话说，珀尔斯廷作为主管整个新闻部门的主编，现在不得不让出欧洲版和亚洲版，只剩下美国版，这是他非常不乐意看见的变化。

　　坎恩和珀尔斯廷的友谊渐渐走到尽头。1992年，珀尔斯廷决定离开，在他的告别派对上当着大家的面将坎恩和贺开宇当年送的结婚礼物（一只叼着《华尔街日报》的小狗玩具）送给接班人斯泰格，熟悉内情的人马上意识到他是在公开退还结婚礼物，当时坎恩和贺开宇也在场，这完全违反社交礼仪。

　　人们还发现，彼得·坎恩很和气，几乎到了不适合做一个商人的地步，而贺开宇很冷酷。如果在会议上听到自己不喜欢的发言，彼得·坎恩会说：“我们得另找时间再谈谈这事，本周晚些时候再碰一次头吧。”贺开宇则说：“真是愚蠢。”

　　没过多久，这对夫妇的形象已经变成“彼得·坎恩在家做饭，贺开宇专心报道冷战”。

　　彼得·坎恩知道别人在开这样的玩笑，但他不在乎，他的理由是你只能在乎你在乎的那些人怎么想，你不可能理会所有人的想法；你只能保证两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会沾这段婚姻的光，难以做到的却是怎样保证两个人都不会因为这段婚姻而遭到惩罚，基于这一逻辑，他说他相信假如贺开宇没有跟他结婚，可能取得更大成就。

　　不是结局的尾声

　　20年后的今天，作为这个故事的女主角，贺开宇怎么看待这段婚姻以及围绕这段婚姻而产生的种种议论，她认为这段婚姻对她的职业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

　　贺开宇倒是一如既往的坦然，她说：“我跟彼得结婚之前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职业，甚至在认识他之前就建立了，我当然知道自己必须接受由此而来的后果，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实在没花太多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不管怎样，女性本来就得面对更高的要求，而我因为要跟一位公司要员结婚而不得不面对再高一点的要求。”

　　“是的，我确实喜欢挑战。我很清楚这（由结婚而来的影响）将成为我生活中一个永恒的成分，而我还是决定这么做。我不会抱怨，但正如我对别人所说，我不会为了证明自己可以自力更生而离婚，因为我在遇到彼得以前已经可以自力更生。我是一个成功的外交记者，一个得奖的外交记者。所以我真的不会花时间多想这个问题，我也相信我们报社大多数人也不会再那样想。20年前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个话题在大家看来很有意思，现在已经没那样有意思了。”

　　有一件事她可能说错了。时间可以淡忘很多事情，却一定不是全部。比如说现在人们谈到《华尔街日报》的时候不仅不能忘记，反而更加不能避免提到彼得·坎恩和贺开宇的婚姻，因为这时他们一个是董事会主席兼CEO，一个是全球发行人，该报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夫妻店”。这就意味着贺开宇仍要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说她若是没有攀上这门亲事又会怎样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