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身处法律边缘，成都16名“没有爱情的爱情侦探”励志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前言

　　她们是一群被认为是“没有爱情的爱情侦探”；她们的业务是调查“婚外情、家庭暴力及夫妻共同财产的转移”等；她们在一个小型峰会上宣称“遵守国家法律、遵守职业道德、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但同时也处于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尴尬地位。

　　“在我眼中，她们并非侦探，我更愿意把她们看成女性权益调查者。对女子调查维权中心的成立，我从来没有用欢迎、赞赏、支持之类的词语，我的态度只是关注而已。--四川省妇联维权部副部长胡秀琴

　　“来的太多，来不及登记。”成都市抚琴路川路大厦看门大爷忽然忙碌起来，这几天不断有陌生人造访。在这栋楼里，刚刚挂牌成立了成都市第一家女子维权调查中心。

　　据称，这也是全国第一家以“女性维权”面目出现的调查机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私家侦探公司。

　　她们的发起人叫颜国琼，今年36岁，进入调查行业将近10年，现在她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女子调查中心的董事长。

　　“我们这个中心专门接受婚外情、家庭暴力、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调查委托，专门负责为女性维权。”2月18日下午，颜国琼对记者说，从女子维权中心成立才一天各方面的热烈反响来看，她对这一定位为“女性维权”的调查中心充满期待。

　　三天达成10起委托

　　据称，从2月17日到昨天的3天时间里，前来咨询的顾客上百人，最后达成调查委托的近10起。

　　2月18日上午8时30分，川路大厦4楼热闹非凡。在狭窄的走廊过道上，忙碌的人们来回地奔跑。“女子维权调查中心”的门牌夹杂在“商务调查”、“知识产权调查”、“专业打假”、“法律咨询”等门牌中间，并不显眼。这里是成都市得邦商务调查公司，注册已有4年。

　　不停地有人来问“女子维权调查中心”是不是在这里办公，负责接待的张姨就会连忙迎出来，当得知是来咨询调查事宜的，她就会站在门口朝走廊里面喊某个人的名字，于是有人跑出来把咨询者带到一个个不同的办公室。

　　张姨说这是她们的业务流程，客户上门之后，首先要做“调查笔录”，然后签订“调查委托书”，接下来“女探”们才会出马，按照委托人提供的线索进入调查取证阶段。

　　37岁的蒋丽香(化名)来到女子维权调查中心，希望“女探”们帮她查查她丈夫到底在哪里，和谁在一起。丈夫从大年初三离开之后就一直没回过家，打电话也不接。两天前突然托人转话说要跟她离婚。她怀疑他有了第三者，她说：“我想找他当面谈。实在挽救不了那就离，但是离也不能离得不明不白，我要有个底。”

　　应调查人员的要求，蒋丽香在调查笔录的“委托人”一栏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你能不能保证找到他？”在两遍这样询问调查人员并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在“调查委托书”上签了名。这份委托书上写明，蒋委托成都女子维权调查中心调查其丈夫婚外情，委托费用4000元，调查人员差旅费待调查结束凭发票由蒋丽香支付。

　　爱情侦探没有爱情”

　　“我们16个人当中，只有7个人有稳定的家庭，其他的要么离异，要么单身，没有正常的婚姻感情生活。”颜国琼对记者说。而这目前婚姻稳定的7人中，包括她自己在内都是离异再婚者，是相同的经历让她们组成了一个集体。

　　江雪今年28岁，但她已经有了4年的调查经历。在女子调查中心的16名“女探”中，她的外表最符合人们对于“私家侦探”的想象：黑色风衣、黑色长裤、黑色尖头皮靴，身高约1.65米，身材瘦削，长发披肩，不施粉黛。

　　在来到得邦商务调查公司当“私家侦探”之前，她在四川一个县城里当导游。那里是她的老家，也是在那里她遇到了迄今为止的第一次爱情。

　　在与男友同居4年后，由于他的“花心”江雪选择了离开。来到成都后，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下入了“私家侦探”这一行。最初，她只是在得邦商务调查公司负责接待客户，后来给调查人员当助手，再后来她也出门调查取证。现在，她是女子调查中心最得力的“女探”之一。经历前一次的挫折，江雪至今单身一人。

　　“真正爱我的人，他会理解我、支持我的。”江雪在内心深处显然仍然渴望爱情、婚姻，虽然她表示，她的工作让她看到了太多男人的不堪。

　　“也许是我们都曾经受过感情的伤害吧，当然也许是因为在调查中见多了不负责任的男人。”江雪对记者说，“恶心”、“变态”、“狗男女”。“女探”们常用这些词语来形容她们的调查对象，而对其他的男性，她们似乎也不太信任。

　　“爱情侦探是没有爱情的。”得邦商务调查公司一位“私家侦探”对记者说。

　　“办案”常遇危险

　　“每一次办案都是在打一场持久的埋伏战。”江雪喜欢把自己的工作说成“办案”。一般情况下，当接到调查委托之后第二天，调查人员就着手展开调查。她们常常三至四人一组，分工协作，每单业务，短的一到两天，长的需要一两个月。这些时候，调查人员通常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一旦发现情况，马上出发，而“情况”常常发生在夜晚。摄像机、录音笔是必备的行头，公司还会提供一辆专车供她们使用。

　　“干我们这一行，越隐蔽越好。”江雪总结说。为了掩饰身份，女探们经常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的时候是卖报小贩，有的时候是擦鞋匠，有的时候又是出入写字楼的白领或生意人。

　　不过，再隐蔽也有危险的时候。不久前，受雇于北京一家社会调查事务所的一名黄姓私家侦探在用照相机、望远镜进行监视时，被调查对象发现并被对方的打手殴打致死。这一消息让颜国琼很受震动，因为她自己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危险时刻。

　　那次是为了调查一个以包工程为名而在全国行骗的男人。在查出他妻子在成都后，颜便在其住所附近擦起了皮鞋。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这名男子终于露面。颜拨打110的同时，径直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以便确认其身份，随后和他扭打在一起。没想到，那男的忽然掏出匕首，朝她捅来。她及时躲闪后，适逢110干警赶到，那男人被扭送公安局。

　　委托人多为家庭妇女

　　自从1994年着手调查自己第一任丈夫的婚外情至今，颜国琼进入“私家侦探”行业已经有10年时间。这10年间，她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参与调查了近千个案例，见到了无数破裂的婚姻。

　　颜国琼说，客户的心态很复杂，渴望找到丈夫婚外情的证据，但是当证据摆在面前的时候，她们的内心往往经受不起。她们在痛苦中走进调查中心，最后又在痛苦中走出调查中心。

　　1998年，颜国琼接受一个中年妇女的委托，调查她在成都做生意的丈夫的婚外情。当调查人员终于得到她丈夫进入一个女子家的消息时，准备带她一起去现场，但是，这位妇女转身往自己嘴里塞了一把安眠药。

　　“夫妻地位失衡的婚姻最容易出问题。”颜国琼总结，在她接手的调查中，她的委托人大多是家庭妇女角色，而被调查者常常是经商小有成就者，在他们的婚姻之中，男方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实力上都远在女方之上，而尤其以从农村移居城市的夫妻居多。

　　“廖记棒棒鸡”案例

　　2月17日，22岁的重庆姑娘小蒋状告廖记棒棒鸡创始人之一廖钦勇侵犯女性权利，并索赔40万元精神赔偿的消息被当地媒体披露后，由于廖记棒棒鸡的知名度，最近几天来，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了当地的一个热门话题。

　　“廖记棒棒鸡”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卤味食品连锁企业，目前它在成都有近50家分店，在重庆、武汉等地各有数十家分店。廖钦勇是这家固定资产上千万元的企业的总经理之一(另两个是他的哥哥和弟弟)。2001年7月，刚刚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的小蒋应聘到廖记棒棒鸡重庆分公司当收银员，不久被提拔为重庆分公司会计，与廖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

　　小蒋告诉记者，大约从2002年8月起她与廖钦勇开始长达一年半的同居生活。今年春节前夕，小蒋突然发现廖关机了，晚上也不回家。她去廖常去的公司、商店、酒楼，但也是毫无线索。在这种情况下，她找到了离住处不远的得邦商务调查公司。一个星期之后，调查人员告诉她查到了廖钦勇在成都市内一小区的住址，并了解到廖钦勇结婚已有10年，目前有一个4个月大的女儿。

　　“如果不是商务调查公司的介入，我们很难掌握到廖钦勇的家庭情况，也很难有底气提出别人看来价钱很高的索赔要求。”负责代理此案的文律师对商务调查公司的作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不过，虽然目前成都市双流县法院已受理此案，可是通过调查公司掌握的这些证据最终能否被法庭采信，还不确定。但对“廖记棒棒鸡”创始人之一廖钦勇的调查是得邦商务调查公司最近的一个最得意之作了。

　　“中心”面临两大“瓶颈”

　　成都市中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梁贤忠认为，女子维权调查中心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是法律上的障碍”。据记者了解，目前成都以“商务调查”名义注册、实际从事“私家侦探”性质业务的公司约20家。而在全国，类似的公司有数百家。自从1993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之后，它们的合法性问题一直饱受争议。

　　“侵犯妇女权益的现象日益猖獗，妇女维权的需求日益强烈，而公检法部门的介入有限，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空间。”颜国琼对记者说。

　　也有专家表示，对于刚刚成立的女子维权调查中心来说，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其合法性外，其成员素质不高也不容忽视。女子维权调查中心的成员是否真的能像承诺的那样“遵守国家法律、遵守职业道德、严守机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也值得存疑。

　　据了解，女子维权调查中心的16名成员素质参差不齐，她们之中，年龄最大的48岁，年龄最小的19岁；有正在攻读法律的知识女性，也有从农村移居城市的家庭妇女；学历最高的是大专，有的仅小学文化。16人中，有两年以上调查经验的不到一半。

　　“说实话，我们离真正的私家侦探还有很远的距离。”女子维权调查中心的一名成员这样对记者说。而得邦商务调查公司主任刘小林在回答记者的这一问题时只是说：“我们会尽量把她们培养成合格的私家侦探。” (记者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