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钊

　　山西“2·5矿难”背后的原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月19日《新京报》和《南方周未》都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与山西其他几次矿难相比，这次“矿难”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两个村矿主为争夺“肥煤”，发生冲突，不可调和，最后制造爆炸夺走了29条生命。

　　每一次矿难之后，为使悲剧不再重演，人们都在反思。但事与愿违，短短数月，矿难频频发生。而作为受害者的矿工，除极少数下决心不再下井之外，大部分人都希望整顿快速结束，能够重新“吃煤”。

　　应该说，矿难发生的原因很多，巨大利益黑洞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治理煤矿的公共政策也有问题，如果不对现有公共政策背后的基本逻辑进行反思，矿难的悲剧还会不断重演。

　　一般来说，确保公共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责。面对煤炭行业事故频发，各地已出台的措施有：关闭所有小煤矿，确立了治理矿难的公共政策；成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确立了治理矿难的组织基础；确立重大安全事故领导负责制，确立了治理矿难的责任基础。

　　制定这些措施的基本逻辑如下：矿难大多发生在小煤矿，因此只有关闭小煤矿，才能够根除矿难；小煤矿大多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为此必须确立领导责任制，使当地主要领导有动力执行这一公共政策；而这一政策执行情况如何，需要专门机构去监督管理。

　　如果说矿工认识到关闭小煤矿这一政策在于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当地政府意识到不执行这一政策可能会官职不保，矿主因为缺乏矿工的支持和当地政府的保护而放弃开矿，也许关闭小煤矿这一政策可以得到实现，矿难的悲剧不会发生。

　　但现实并非如此。矿工在关闭小煤矿获得生命安全时，他们也因此失去了生活保障，在生命安全和忍受贫穷之间，他们有动力选择富裕并危险地活着，而不是贫穷而安全地活着。矿主因为关闭小煤矿带来的煤炭涨价，有动力铤而走险，私自开采煤矿，并通过贿赂当地政府获得保护。当地政府一方面因为遇到事故而丢官职的惩罚，有动力执行这种政策；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监督的有限性，有动力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个人利益，隐瞒任何事故，支持矿主私自开采煤矿。

　　基于此，矿工、矿主和地方政策三方由于共同利益，都有动力共同形成同盟抵制中央政府的政策，形成“动态平衡”。

　　在这种格局下，由于矿主随时都有被查处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动力投资先进设备，投入人力是最优选择；地方政府迫于经济诱惑和中央政府的压力，有动力交替采取“放任政策”和“强制政策”；矿工迫于经济压力、矿主的压力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打破这种均衡。

　　而这种利益格局之下，资源获取与权力和财富成正比，越靠近权力中心，获取资源越多。我们会发现村长和主任一般都是当地拥有煤矿最多的大户，大矿主一般都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庇护。

　　而要打破这一格局，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考虑各方的利益，给矿工提供更多的替代选择方式，使矿工有动力退出危险行业；重新分配煤矿资源，使非法煤矿合法化，激励矿主投入新的设备；采取许可和管制方式，对煤矿的安全进行监督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