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起，北京市将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实现农业生产环节的“零赋税”。据测算，这一政策可使北京农民每年受益8000多万元，北京农民人均负担将接近于零。这对北京的农民而言无疑是个大好消息。

　　在今年中央关于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中，对农业税的表述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这实际上是把取消农业税的权力下放给了各地，由各地根据自己的“条件”自行决定。

　　北京市免征农业税，可使农民每年受益8000多万元，这意味着政府要少收入8000多万元。减少了这么多收入，如果还要保证基层县乡政府的运转不受影响，只能有两个途径，要么降低“吃皇粮”的人待遇标准，要么减少“吃皇粮”的人数。而前者是不明智的，将会影响政府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一般情况下，减少政府工作人员的人数是“上策”。

　　北京市选择的正是这样的路子。据报道，全市乡镇数量已从改革前的257个调整为193个，减少25％；乡镇机关干部和村级干部人数分别减少20％和22％。靠农民供养的人减少了，农民的负担才可能降低，农业税的免征才成为可能。

　　北京市的这个做法可以给免征农业税的政策的实施带来借鉴。我们认为，是否免征农业税，不能只看当地财政是否还需要这笔收入（目前，我国已有浙江、上海、苏州等地取消了农业税，这些地方都是经济较发达地区），还要看：第一，农业税有没有必要征；第二，当地农民能否缴得起。

　　需不需要征收农业税，就涉及基层县乡政府的冗员和浪费问题。如果一边让农民缴税，一边却养活了许多不做事的人，花了许多不该花的钱，那就等于是在纵容人浮于事；看农民能否缴得起农业税，就是要把税收和农民收入挂起钩来考虑，如果农民在缴税以后生活陷入了贫困，也应该免征农业税，不能造成越是富裕的地方免征了农业税，中西部越是贫困的地方越要征税，越是贫困的农民越要缴税。

　　所以，地方政府主动为免征农业税创造条件，至少有两个工作要做，一是加大机构改革步伐，减少靠农民供养的人数，二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在农民收入增加幅度有限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减少人数，杜绝浪费，节约开支。如果不改变机构臃肿、闲人多多、开支浪费的现状，免征农业税将很难实现。

　　我们建议，国家要为免征农业税制定几个硬条件：要固定当地县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数量，固定财政开支数额，然后根据财政收入再决定是否免征农业税；同时，要核算当地农民在缴税之后会不会生活贫困，如果因缴税而致贫，就应该立即免其税。

　　中央决定要千方百计让农民增收，而减负就是最现实的增收。目前，在全国“一刀切”地免征农业税是不现实的，但这并不是说有条件免征的也可以不免征，等着全国统一免征的政策；也不是说可以不去创造条件，能拖一天就拖一天，能多收点就多收点。免征农业税是大势所趋，如果现在不做准备，有一天全国统一免征了，那些冗员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未雨绸缪。

　　□本报评论员 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