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方华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阅读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总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不过，本周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却吸引了很多的眼球，这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全国性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 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城乡收入比率可能达到了6：1,比津巴布韦还要高。

　　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有过很多的争论，在以往的争论中，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更强调社会分配的公平问题，经济学家则更关注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问题，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上述那份富有警示意义的调查报告恰恰出自经济学家之手，这或许意味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公共课题，它不仅涉及到一个社会的基本正义，更关系到经济的安全运行和社会的繁荣稳定，也就是，它关系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带有明显的历史惯性，但又和当下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调查显示，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恶化，但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却在超高速增长。由于资料的局限，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一小部分富人的收入一直处于“超高速增长”的状态，但是，我们却不难懂得为什么大量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缓慢。多年以来，农民的负担过重，大量农村劳动力没有出路，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科技含量总体偏低，这必然导致“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痼疾。

　　为“三农”问题求解，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这个求解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今年以来，在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宁波等地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实现了农业生产环节的“零赋税”，对于农民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免征政策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很难享受到这样的“零赋税”待遇。

　　农民穷，是因为农村穷，农村穷，是因为农业不赚钱。要想让农民实现较快速度的收入增长，就必须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经济的转移，这个思路是世界银行的专家所鼓励的，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有所体现。众所周知，由于受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务工和谋生非常困难，他们不仅面临就业的巨大压力，还面临着政策、文化甚至是道德上的种种歧视。从宏观上看，多年以来，大量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并非出自制度的引导，而是受到收入差距的驱动，劳动力的这种转移是盲目的、自发的、不稳定的、效率低下的，有时甚至是半地下的，这一点，从许多大城市里的农民工就业市场都是非法劳务市场就可以得到证明。要想改变这种盲目、低效的劳动力转移局面，不仅需要城市管理者的宽容，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更简洁地说，它呼唤户籍制度的改革。

　　当然，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命题简化为户籍改革是书生气的、不科学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城乡户籍的二元化管理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的障碍，在鼓励经济收入平等增长的诸多政策之中，户籍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而户籍改革的含义并不是要简单地撤消户籍制度，或者给进城农民一纸户口，而是要制订出没有城乡差别的、能够惠及13亿人的各种社会体制，包括平等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以及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等，这也是“全面小康”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