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1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在研读史料时概括出“黄宗羲定律”。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与参加两会的湖北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引述了“黄宗羲定律”，并表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番话赢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这表明，中央高层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确已经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官方和民间也在积极互动。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全文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也是建国55年来中央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出台文件。

　　海外媒体评论说，一号文件“闪耀人文关怀光芒”，是多年来政策含金量最高、“实招”最多的一个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按照文件政策，今年农业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70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可为农民减负48亿元，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规模不低于100亿元，总计达200多亿元。今年中央用于“支农”的专项资金将比去年增加大约300亿元，达到创纪录的1500亿元以上。

　　在此之前，农村税费改革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开，一些地方已尝试把农民负担降为零。

　　于是，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于此时机，本报派出记者奔赴具代表性的黑龙江、新疆、安徽、河南、浙江等省区农村，客观、冷静地观察、分析，呈现农村的真实状况，探究“三农”问题的历史逻辑，本报还约请专家深入剖析中国“三农”问题的肯綮。这组“‘三农’新解”成为今年本报“两会”报道的开篇。

　　由于种粮不如进城打工赚钱，税负减轻的农民依然不能把心定在土地上。而现实的难题是，任由土地闲置还是让土地流转成为可能？

　　打工增收

　　十几年的光阴流转，就让张学良从村里首屈一指的富裕户，下降到中等偏下水平。2月17日，他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有些感慨地说：“这十几年变化真大。”

　　在安徽省明光市徐渡村，张学良是一个很勤劳的人，而且是个种粮能手。1980年代末，依靠种粮，他成为了当地闻名的“万元户”。在村里其他人家都还住着土坯草房的时候，他家第一个搬进了带有院子的楼房。

　　现在，他家的楼房已经显得有些破旧。村里不少外出打工的农民，挣到钱后也盖起了楼房。有些挣钱多的，还把楼房建在了离村不远的镇上。

　　“现在比不了他们，外面钱好挣。”张学良似乎有些无奈地说。

　　去年，他种了16亩地。由于气候导致粮食减产，他家全年收入只有4000元钱左右。而同村出去打工的，平均每人一年能挣到5000元钱。如今，他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在外打工，只留下老两口在家种田。

　　在中部乡村，除了粮食生产外，打工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个人感觉，在我们县农民的收入构成中，粮食、副业和打工的比例大约是1：3：6。”定远县委书记贾朝峰说。

　　在皖北这个农业大县，76万农业人口中，有15万人左右在外打工。按每人打工实现收入5000元计算，每年可实现打工收入7.5亿元。所以在定远县制订的发展县域经济的规划中，劳务输出和养殖业、林业几乎被放到了同样重要的地位。

　　在定远以东的明光市，50万农村人口中，有10万人在外打工；在定远以西的凤阳县，61万农村人口中，打工人数是16.8万人。

　　在打工经济更为明显的河南省固始县，这一数字更高。固始地处鄂豫皖交界，是全国人口大县，拥有人口156万人。目前，在外打工人数有40万人左右。据县计委测算，这40万人一年打工收入有20亿元之巨。

　　2003年，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年财政收入只有1.71亿元。

　　打工带来的经济收益，正在改变着中部农业大县的面貌。十来年前还相当普遍的土坯草房，大多数已为楼房和平房所取代。摩托车成了县里的热销商品。县城里一家商场的售货员说，春节期间，仅他们一家就卖了100多辆摩托车，大部分是被在外打工返乡的农民买走的。

　　由于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在这些中部的乡村，已经很少能见到往日那种人口稠密的现象。留在农村的，大体上只有三类人：一是老人和孩子；二是青壮年劳力，但家中孩子年龄小，或孩子正在本地上学，或是家中有老人需要照顾；三是有一技之长者，做点小生意，或凭借手艺吃饭。

　　被打工经济所深刻改变的，还包括农民对粮食和土地的态度。

　　土地为何闲置？

　　今年2月19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南数百亩的土地里，只有严德柱一个人在地里忙活。这位32岁的青年农民正在给新栽的葡萄施肥。除了靠村边的几块葡萄地外，绝大部分农田都没种任何庄稼，不少田里稻茬依旧。

　　放眼望去，整个村南一片枯黄，看不到想象中的青青麦苗和油菜。

　　像皖北的大部分乡村一样，小岗村有超过一半的青壮年在外打工。这个最早搞起土地承包的村子至今并不富裕。空荡荡的村里，大多数房子是陈旧的平房或砖房，主要是1990年代初所建，另有一些土坯草房还在发挥着它们的功能。

　　村委会主任严德友承认，全村1800亩的农田中，约有一半没有种麦子或油菜。

　　2月15日至27日，记者从南京向北行，经滁州，重点调查了明光市、定远县、凤阳县，再经蚌埠往南，抵合肥。由合肥一路西行，过六安，进入河南东南部，重点调查了固始县、潢川县和新县。再经新县进入鄂北的红安县，最后抵达武汉，行程约1000公里。

　　这里是中国典型的中部地区，又是水稻和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正值2月，空气中已开始弥漫着早春的气息。但沿途所过之处，很难见到那种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有些地里虽然种了麦子或油菜，但附近相邻的大片闲置土地阻断了这些绿块的延伸。

　　弃耕严重者，以皖北、皖中和豫东南为甚。

　　滁州下辖的三个县市：明光（过去的嘉山县）、定远、凤阳，即定凤嘉地区，是传统的产粮区。但在这三个农业县，仅沿着公路两边，就能随处看见大片弃耕的土地。在定远县张桥乡、站岗乡、明光市的涧溪镇、石坝镇等地，有些地方弃耕面积估计达到一半以上。

　　地靠安徽边界的固始县，是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但是在李店、往流、洪埠和张广等乡，有些地方的弃耕面积估计接近2／3左右。整个田间，很少能看到农民在其中劳作的情景。其邻县潢川弃耕现象，与固始县大体接近。

　　进入湖北红安县境内，虽然麦田和油菜田渐渐多起来，但仍能不时见到闲置的农田。

　　在分析大面积土地闲置原因时，不少地方官员认为是气候因素所致。去年秋冬季节，正逢小麦或油菜播种时，中部地区一直阴雨连绵。他们认为，恶劣的气候影响了农民的正常播种。

　　62岁的张家前是定远县张桥乡的村民，他家也只种了5亩麦子，余下6亩没种。全村也大约有一半的地在闲置。他承认，气候因素确实影响了播种。不过他表示：“在80年代粮价高时，我们村一块闲田也没有。那时候是宁肯不收，也不能误掉。”

　　有的地方官员们解释，闲置的耕地一般是水田。与旱田相比，水田一般产量较低，所以农民不愿种麦子。

　　这种解释是部分成立的。无论是安徽的定凤嘉地区，还是河南的固始、潢川一带，基本上属于丘陵地区。地势高低起伏，有些低洼之地确属水田，其中一些地里至今还有水，难以种麦子。

　　但是，水田与旱田之分并非一成不变。据记者调查，其实有些水田以前是旱田，只是由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有些地方下过雨后，排水不畅，旱田也就变成了水田。即使在小麦相对高产的旱田，也不乏有大量土地在闲置。

　　种粮的经济账

　　如果从税负减轻的角度，农民似乎应该有足够的热情去种粮食。

　　江苏省做过一个统计，过去全省农民需要交纳的税费超过80亿。推行税费改革后，2003年全省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共计39.1亿元。据江苏省委农工处处长诸纪录说，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减轻50－80元，高的能减到100元左右。

　　安徽和河南也都实行了税费改革。在记者调查中，各地情况虽然有别，但每亩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基本上在60元－80元之间。即使加上水费，也不会超过100元／亩。与高峰时期的每亩200元左右的税负相比，农民负担确实大幅减轻。

　　负担减轻，间接降低了种粮成本。但这一成果为什么没有转换成生产粮食的热情呢？

　　明光市石坝镇的农民徐建堂说：“如果粮食能涨到6角至7角一斤，种田就可以了。如果能够涨到8角钱以上，我敢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出去打工了。你看还有没有抛荒现象？”

　　当然，这种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其他条件如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不涨。

　　与徐建堂同村的李忠宝是个头脑比较灵活的人，平时做点小生意。他以一亩小麦为例，算过一笔种粮的经济账：比较好的旱田，一般每亩能产小麦600斤；水田亩产在500斤左右。如果按每斤小麦0.5元计算，一亩小麦能够收入250元－300元钱。

　　一亩小麦的投入则包括：30斤种子，大概需要40元；化肥因为最近涨价，需要70元；机器耕田是20元；收割要30元；打农药需要10元；农业税每亩按60元计算，一季麦子每亩需分摊30元。总计下来，每亩成本投入大约需要200元左右。

　　他的结论是：种一亩麦子，逢着风调雨顺，又是种田的行家，且是比较好的旱田，能挣100元左右。如果是种水稻，由于水稻单产比较高，每亩一般在1000斤以上，利润在300－400元。当然，这种计算都没计入人工投入的成本。

　　这也不难理解，农民为什么不愿意种麦子，却相对愿意种水稻。而且，如果遇到天旱或水灾之年，造成粮食大幅减产，无论种麦子或水稻，结果都只能是赔钱。

　　而进城打工被农民看作是更可靠也更快捷的收入来源。固始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张家江说，县农业局也做过测算，一个农民一年种一亩田的收入，大概只相当于一个建筑工地最低层的小工干26天的所得。小工的工资是按每天15元计算的。

　　明光市外出打工者，一般每年能收入5000－6000元，相当于丰收之年，种15亩以上的水稻所得。其他农业县如凤阳、定远、固始、新县等，打工者收入水平与此大体类似。相对于粮食生产所获得的收益而言，外出打工似乎成了理性的选择。

　　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镕是农业问题专家，曾参与过当年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认为，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为实现农民增收，中央提出降低农业税率1％，并加大对种粮农民粮食直接补贴，确实能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他表示，要解决弃耕问题，一定要从经济上让农民觉得种粮合算。

　　叩问土地制度

　　明光市分管农业的常务副市长陈宜华认为，土地的大量弃耕现象，也暴露出土地承包的制度性问题。因为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里，其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他们留下来的土地该怎么办？

　　在皖北明光、定远、凤阳一带，打工者外出，一般将自家土地转给同村村民种，对方只要代交农业税等费用即可。

　　在河南固始县，由于打工经济更为活跃，这种市场价格也更低。受让土地的农民不用交纳任何费用，有的还能得到出让户每亩50－100元的补偿，农业税也由土地出让户交纳。

　　如果这些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觉得种粮无利可图，或仅是薄利，弃耕现象自然难禁。

　　陈宜华说：“考虑到大量农民进城打工的现实，和耕作机械化率的提高，国家在坚持家庭联产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要通过大量调查，尽快进行土地政策调整。现在的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很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他分析，安徽最早搞土地承包时，为了体现公平，农户按好、中、差地进行挑选，结果土地过于分散。在明光市，平均每户有6.5亩地，其中却有6－8块不便于耕作和管理。

　　河南、湖北等省与安徽相似，都是地少人多，土地承包分散。1990年代中期，在进行第二次土地承包时，中部各省也基本上没有大的调整，土地过于分散的现象依旧。

　　“现在问题就来了。一小块地种小麦也许不合算，但是如果能连成片，用机械化耕作，种小麦也许就合算了。或者连成片后，种其它作物也可以，总胜于抛荒。”陈宜华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某科研机构委托当地一家种子公司制种，需要几千亩土地，涉及几百户农民。委托方要求种子不能打农药，制成后由委托方负责收购。但如果有一户农民在自家的地里打了农药，可能整片种子都不合格。

　　他说，目前明光的初步想法是，把每个农户的土地相对集中，以便于以后的土地流转。

　　但是，定远县委书记贾朝峰认为，短期内土地连片不太可能，因为涉及到对土地承包制度的大调整，而且大批农民没有地方转移。

　　事实上，据记者调查，在安徽、河南一些农业县，土地连片的尝试已经在悄悄进行。在定远县西卅店乡砂岗村，全村有耕地3370亩，当地村民杨兴干已经从农民手中拿到土地1200亩。其大致模式是，他分别与村民签订合同，村民将土地转包给他，他负责农业税等费用。

　　目前，杨兴干种了大约800亩树。他准备再从村民手中拿一些地，连成片后，准备和外来资金合作，做一些种植项目。

　　有专家指出，这些带有试验性的尝试目前虽然仅是星星之火，但代表了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