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远处公路上看，细雨中的邵墓村，小桥流水，白墙黑瓦，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风光。

　　渐行渐近，不经意间，织机的轰鸣声已经响在耳边。

　　邵墓村所在的湖州地处浙北平原，古有“丝绸之府”之誉，明清时“比户相闻”的“机杼之声”曾促成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当中国在1990年代唤醒市场经济之后，静寂了多年的织机声重又在这个江南村落中响起。

　　在村里行走，仿佛置身于一个大纺织厂，白墙黑瓦里便是一个个车间，沉闷的织机声从窗户里传出，撞击着耳膜；房屋的厅堂堆放着原材料和产品，村民们忙着将织好的丝布折叠、捆扎、打包；屋外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运货的汽车等待着将捆扎好的成品装车外运。

　　“永辉织业”的小老板陈祖峰站在自家的二层小楼门口，若有所思地抽着中华烟。他的身后屋里，堆着半米高的丝巾半成品，旁边几只箩筐里装满了白线轴——工厂的原材料。

　　陈祖峰是湖州市八里店镇邵墓村的村民，2003年，他投资40多万元，在村里建了自己的丝织工厂。初中毕业的陈祖峰考虑了一个星期，给自己的工厂取名“永辉”，喻“永远辉煌”之意。

　　工厂其实只是一座约20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放着12台织机，牵经车和加捻车挤满了另一间屋，昏黄的白炽灯下，五六位雇工在急促的织机声中来回奔忙。这样的场景让人一下就能联想起明人在《松窗梦语》以及《湖州府志》中所描述的当年湖州丝织业的盛况。

　　眼前的邵墓村并不输于往昔，走在村里，错落的屋宇虽然高低新旧各不相同，但从里面传出的却是同样的“轧轧之声”。现代机械的轰鸣声在过分拥挤的空间中，搅动着空气，有些让人喘不过气的感觉。

　　这几年市场行情景气，这让邵墓村的陈祖峰们都在想方设法“上规模，上档次”。无论是破旧的老屋，还是空置的房子，能够利用的空间都用上了。其实，邵墓村就是一个大工厂，“村庄”的外衣早已裹不住它不断发育膨大的骨骼。日益拥挤的轰鸣声，不仅讲述了邵墓村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也暗含着一种渴望，对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的渴望。

　　村民“上班族”

　　1985年，乡镇企业戴山丝绸厂的招聘广告贴到了邵墓村村口，邵墓村命运的改变或许就肇始于这张广告。因为这张广告，初中毕业不久的陈祖峰带着2000元“入股”，成了村里最早离开土地生存的“上班族”。

　　这在当时是很让人眼热的。1985年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集体企业还很稀罕，要想被招工进去，“多多少少都要有点靠山才行”。

　　可是，戴山乡丝绸厂开工没多久，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陈祖峰回忆说，“短短几年的时间，邵墓村所在的戴山乡出现了两个缫丝厂、三家丝绸厂、一家机械厂、一家砖瓦厂和数不清的建筑公司。”

　　邵墓村土地肥沃，雨水充沛，自从1983年村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水稻的亩产量由500来斤一下子跃升到1200斤。年老的村民们回忆，温饱问题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得到了解决”，家家户户都有了余粮。这就使得像陈祖峰这样的年轻人迅速成为村里的富余劳动力。

　　也许是尝够了种田的苦，村里的长辈十分支持年轻人离开土地。一些年轻人选择了像戴山乡丝绸厂这样的集体企业，像陈祖峰一样到丝绸厂上班的就有50多个。也有不想进集体企业的，比如村民戴慧弟。她的父亲解放前在湖州丝绸厂做技术工人，掌握了制造织机的技术，家传给了她。从1983年起，戴慧弟和父亲靠着这门手艺走南闯北，挣到了远比陈祖峰更多的钱。“当时在集体企业干一个月也就二三十块，这个钱我在外面几天就挣到了。”

　　上班族和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使祖祖辈辈种田为生的邵墓村村民开始尝试离开土地获得生存，瓦解了数百年来在不断的反复中始终未能真正瓦解的传统小农经济。

　　然而，变化仅仅是开始。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戴慧弟就再也不用跑老远去揽活了。织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由稀疏到密集，很快响遍了整个邵墓村。

　　“封条”撕掉了

　　1990年，温州的个体经济发展模式和苏南乡镇集体企业发展的路子在全国广为传播，处在江浙两省交界的湖州市在学习“温州模式”还是“苏南模式”问题上一时间有些左右为难。

　　陈祖峰当时已升任戴山丝绸厂的技术科科长。他完全没有理会这场讨论，已在这个企业里完成了市场启蒙的他此时正寻思着，干脆买几台机器，自己在家里单干。

　　1991年，陈祖峰从南昌买回了一台牵经车和几台加捻车，又跑到外面联系有织布机的家庭，让他们代为加工织布，在家里搞起了手工作坊。这是当时的政策所不允许的。由于像陈祖峰这样在集体企业里掌握了技术后“脚踏两只船”的人很多，湖州市对此进行了整顿。厂里发觉了陈祖峰的家庭作坊，他家的机器被政府贴上了封条，不准再进行任何生产活动。但是，封条贴上没一个星期，他就偷偷把封条撕掉了。

　　形势的发展快得出人意料。1992年，市场经济在中国混沌初开，湖州市的政策一下子放开了。没两年，村里的牵经车就达到了几十台，也没有人来查封了。丝织业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兜售丝织机的机贩子们也闻风来到了八里店镇。村民陈阿勇从机贩子手中买回了村上第一台丝织机，开始直接生产丝织半成品。

　　1995年，戴山丝绸厂因为经营不善摇摇欲坠。陈祖峰干脆辞工回家，把家庭作坊升级为家庭工厂。陈祖峰回来得正是时候。这一年，村民们迎来了生意最为红火的时刻。

　　“村民们不用出去跑市场，客户就坐到村口等，运送丝织半成品的卡车停在镇上，一天的功夫，整个八里店镇可以运出30万米布。”

　　村民们的家庭作坊也开始飞速发展。机器的数量不断增多，能够完成络丝、加捻、牵线、织丝一条龙生产的家庭工厂越来越多。到1997年，全村织机数量达到近千台，几乎人手一台。

　　村民们的身份和关系开始出现了变化。家庭贫困或者不愿意承担市场风险的人成为雇工，另一些人成为拥有十台或数十台织机的大小老板。村里和陈祖峰同时买机器的村民金城的家庭作坊已经迅速发展成雇佣40多名工人、拥有5个车间的工厂。

　　原来还劳力富余的邵墓村，也突然出现了劳力短缺。初步发育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迅速

　　发挥了作用，短短两年时间里，有上百名安徽、江苏等地的丝绸熟练工慕名来到邵墓村打工。

　　在村里拥有“独家技术”的戴慧弟突然间“光附近几个村子的事情也做不完”了。最为忙碌的时候大约在1997年。戴慧弟回忆：“那时候大家上织机像疯了一样，活儿都排到了一个月以后。我人在哪里，人家的电话就追到哪里。”

　　村民富了

　　丝织业让初涉市场的村民过上了“想也没有想过的好日子”。村民们告诉记者，那时拥有三五台织机的家庭，一年收入在三五万以上，而十台以上的小老板，收入则要以数十万计。靠为小老板们装织机的戴慧弟，一年也能挣上七八万。

　　“继续管田”的只剩下一些长辈老人。这时，田地对于大多数村民的实际意义仅限于“不用花钱买粮食吃”而已。

　　“年轻人都到绍兴、杭州跑市场去了，村里要有什么事，就通知一下村里的老头老太，选村长支书啊，选票刚投进去，结果就出来了。”至今，邵墓村村支书已经当了30多年，村长也当了十多年。

　　村集体的日子也过得去。“我们每上一台机器要给村里交100元的‘固定税’，接上村里的电要交400块。”不过，“那都是小钱。”村民只要能无干扰地跑市场，交点杂费、农业税不在乎。在村里走访时，几乎听不到村民们谈“农民负担”，无论老板还是雇工，说来说去都离不开几个字：“市场行情”。

　　然而，市场行情瞬息万变，它在村民沉浸在巨大的成功时给了这些农民老板们当头一棒。

　　1998年，丝绸行业不景气。邵墓村的丝织工厂因为产品质量和管理不善开始大批倒闭。

　　亏损的村民们开始大批卖掉机器。“那些天，天天看到卡车进村拉机器，几万元买回来的的机器，以七八百的价钱，当成一堆废铁卖出去。”陈祖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心痛。

　　“那段时间村里织机发展太疯狂了，多少人血本无归啊，甚至不得不重新开始种田。”

　　低迷持续了两年。到了2002年，丝织品市场回暖，邵墓村的丝织机又重新开始轰鸣。跑到织里做服装生意的陈祖峰回来重操旧业。“就想趁着好行情，把过去损失的补回来。”

　　地卖完了

　　2002年5月，湖织公路通车。路一直延伸到织里。织里商贸云集，交通便利。邵墓村距离公路不过百米，村里人奔走相告——“大喜事啊，邵墓村自产的绸运到城里更方便了。”村民们自发地赶到公路上的红旗桥，走了一圈又一圈。请来戏班子搭台唱戏，闹了个痛快。

　　高兴劲没有持续多久。很快，镇政府要征地的消息在村里流传开来，八里店镇要建工业园区，邵墓村也有500亩田划了进去，征地的补偿费是13500元一亩。

　　一阵茫然之后，村民们坦然接受了这一现实。“卖就卖吧，这500亩田离村子比较远，是每家的承包田，我们忙着做丝绸生意，家里的老人也种不了这么多田。”签了字的村民说。邵墓村村支书闵根林告诉记者，村民的意见还是比较一致的，几乎没有什么不满。

　　然而，令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2002年底，第二轮征地的消息又传来了。村干部开了个内部会后，几个生产队长挨家挨户做工作，劝说农民在另一张转让土地承包权的合同上签字。

　　“这回镇里要征咱们邵墓村400亩田。征地补偿费涨到了4万元一亩。到时候按照人头分这笔征地补偿费。”

　　征地方案在邵墓村掀起轩然大波。村民们心里都明白，这400亩包括了邵墓村民全村的口粮地，这地一征，全村人再也没田可种了。

　　靠种地为生的陈老汉怎么也不肯签这个字。他第一次就没签字。他考虑的问题很简单：

　　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村干部说，按照镇上的规定，这一亩4万块钱中，1.2万给农民做失地补偿，2.3千用作村里人的养老保险金，村里人到了62岁起就可以每个月领取150元钱保障基本的生活。

　　而陈老汉们大多是40、50岁左右年纪的人。“离62岁还有十几年，地都卖完了，这些年的日子怎么过呢？”

　　事实上，家里摆了织机的村民也舍不得土地的效益。农忙的时候，家里雇的织机工人也会到田里帮助务农。在村民的眼里，市场的风险无可预知，而土地是一条令人踏实的退路。

　　按邵墓村干部的说法，征地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半数以上的人在土地承包权转让合同上签字同意才行。但村民们反映：“我们的生产小队有17户人家，有8户人家签了字，生产队长怎么磨破了嘴皮，也没有争取到这过半数的一家。最后田还不是卖了？”

　　附近宜船湾几个村的征地节奏比邵墓村快了一拍，从那里传来的消息让更多的村民吃了一惊。“征完了承包地和口粮地，下一步村里的房子也要被征用搞开发了。村民们要买商品房，搬到新建的住宅区里去了。”

　　按照镇里的征地补偿方案，每个村民拿到手的失地补偿费是1.1万元。

　　村民们和村干部们相安无事的局面出现了变化。一些村民向村委会质疑，甚至和村干部吵了起来———“村民的补偿费是怎么算出来的，账目情况为什么不公开？每亩4万块中除养老保险，征地补偿费外，还有5000块哪去了？按400亩算，价值200万啊。”

　　2月29日，在记者的追问下，村支书说出了具体的去向：“这每亩5000元分成4个部分，1000给村民作青苗补偿，2000上缴给国家，1000给镇政府，1000给村集体。”

　　如此计算，征走400亩田地，村级和镇级财政至少可以分别从中提留40万。

　　村支书证实，这里的地除一部分卖给镇政府外，其余的被镇政府转手卖给了久立集团，一家以不锈钢产品为主的大型私企集团。但久立集团从镇政府手中买这块地的价钱翻了一番，每亩变成了8万。

　　未来

　　征地浪潮带给邵墓村的改变是空前绝后的：在十多年的织机轰鸣声中，邵墓村早已表里不一，它血管里流淌的是工业的血液，却仍然披着村庄的外衣。当它的心脏、它作为农村社会的根基——土地，被置换后，邵墓村作为一个村庄的生命，将正式走向完结。

　　而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土地已经放弃，家园即将远离，从土地上抽离的双脚，迈出的又是怎样的未来呢？

　　陈祖峰家母子二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说征地，两代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

　　母亲说着说着擦起了眼泪。“田里刚长出来的青苗被石子泥沙填了，看了真揪心。我这一辈子的汗水都滴在田地里了。这地也没亏待咱。邻村的地早就说征了，几年了还没动工，眼睁睁的看着那么好的田就抛了荒。”

　　陈祖峰理解母亲的辛酸，但他的看法却不一样。“征地也是好事。老是靠种田，农民富不了。外面的市场跑多了，像村里这样摆几台织机搞家庭作坊，也出不了大效益，还是要扩大到一定的规模。”

　　陈祖峰正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想再增加十几台织机，像他这样有实力扩大生产的村里也有十几家。他疑惑，“但是政府征的地最后为什么都卖给了大集团？我们闯荡市场那么多年，

　　能不能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

　　对于陈祖峰的期望，村支书闵根林的说法是，“其实我们也考虑到了，村里准备向上争取100来亩地，建上标准化的轻工业厂房，再出租或卖给村民。”

　　事实上，这100亩还没有开始争取，已经有人私下里先行一步了。

　　2003年底，在湖织公路靠近邵墓村的收费站边上，一座新的厂房已经拔地而起，另一块地也被填平。

　　村民们偷偷打听，这两块地属于谁？造好的厂房是村里做织机生意最大的金家。老板娘向记者承认，将投资400万扩大生产。另一块刚动工的据说是邵墓村村长家的厂基地。从这两块地的位置看，它们都是镇政府以4万一亩的价格从邵墓村买去规划建湖织公路收费站的。

　　对于这块地的归属，在记者的走访中，村长并不承认是自己家的，但村支书闵根林表示，16亩地里确实包括了村长家将要建的一个厂。

　　村里更多的人对于住新楼房，似乎没有多少喜悦。

　　“商品房还得自己买啊。拆迁补偿费哪够啊？”

　　“住到了农民新村，我们摆在家里的织机今后往哪儿摆？现在织机摆在自己家里，家里都用来堆货了，可这样生产成本低，跟客户讲价我们就有余地了。”家里摆了四台织机的女老板清楚地知道，能摆下织机的房间高度至少要在3.8米以上。

　　家庭工厂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即使给家里摆织机的老板打工，一天干8个小时挣20多块，一个月可以挣800块，多懂点技术的可以拿到1000多。

　　老板们的牢骚传到这些年轻人耳朵里，他们也开始忧心忡忡。他们托人去打听———“今后久立集团在我们的田地上建厂了，我们会不会有就业的机会？”

　　得到的消息是，久立集团说当然要公平竞争，最少要符合三个条件：一个是40岁以下，一个是高中毕业以上文化，一个是要有钢铁或机械方面的专业特长。

　　村民们十分羡慕不远的湖东村。那里“征用农民田地的私营企业发展起来后，企业利润中部分返还给了失地农民——除给农民办养老保险外，孩子从小学到初中阶段免费教育，考上大学还要奖励几万块。”一位村民说。

　　对于邵墓村的农民来说，结束了祖祖辈辈在土地庇护下的生活，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们可以花自己多年的积蓄住上城里人一样的楼房，或者还可以换一张标明“城镇居民”的证件，

　　但即将开始的告别土地的生活是否会让他们喜上心头，一切还是未知数。

　　从1985年到2004年，邵墓村整个村庄从渐渐远离农田到披上“工厂”的外衣，到最后消失，不过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