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新闻网特邀评论员 周海亮

　　全国政协委员李雅芳近日提出提案，希望“从体制上制定和完善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对事故责任者的追究制度化”。（《中国青年报》3月4日报道）

　　在一些重大事故、灾难的处理中，对事故责任者必须给予追究已是毋须质疑。这不仅仅是一种过错惩罚，更能够预防并减少类似重大事故的再次发生。但在以往的很多时候，这种对事故责任者的追究却并不彻底。其一，当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采取以表彰有功人员代替对事故、灾难责任人的调查处理，以在抢险救灾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烈士做为挡箭牌，掩盖事故背后的问题，使事故责任人逃避或者免于追究；其二， 重大事故、灾难的相关信息发布不能够做到公开透明、有始有终，“半拉子”新闻与“半拉子”处理增加，有利于相关部门以暗箱操作取代对事故、灾难责任人的公开处理，起不到处罚和惩戒的作用。

　　其实，这些还不是促使对重大事故责任追究不彻底的最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是，目前在我国某些地区，一些重大事故、灾难发生后，却仍以事故责任人充当事故的调查者和救援工作指挥者，其造成的后果，只能使事故的调查变得愈来艰难、调查结果也愈来模糊。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成是中国法治的一个“二律背反”，即：作为被调查者的事故责任人却充当了调查者的主体，而做为本应的调查主体却往往成了被调查的对象。调查主体不清晰无疑会使调查的结果打折甚至完全颠倒，暗箱操作与权力腐败于是借机产生。

　　产生以上种种现象的实质在于，我国目前体制上仍然缺乏对于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这样便不能够保证对事故责任者的追究制度化，从而为事故责任者的逃避处理和处理结果增加了不良的弹性空间。而“实行问责制并建立健全强有力的事故责任解职制度”，则无疑可以改善此种不良后果的发生。其实，“除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所有事故、灾难情况均应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发布。当事故发生后，首先应当让事故责任人立即辞职或被解职，待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做进一步处理”，这才是最为科学的。

　　重大事故发生后，只闻“积极救灾”、“先进人物”却不见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的相关报道及处理方法急需改变。而改变的实质，就是李雅芳委员所提出的“从体制上制定和完善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保证对事故责任者的追究制度化”。假如此提案最终最够落实，那无疑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