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吕娟

　　2003年12月13日夜间，菲律宾外长、有“菲律宾劳工之父”之称的布拉斯·奥普莱陪同菲总统阿罗约参加完在日本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后，因心脏病发作，在台湾桃园敏盛医院不治身亡，享年75岁。

　　前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现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副会长黄桂芳先生参加了奥普莱的葬礼。黄桂芳先生于1991年至1995年4月期间任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与时任菲律宾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的奥普莱建立了良好的友谊，谈起这位被誉为“菲律宾外交三根支柱”之一的外长，黄桂芳先生感慨万千：“他是菲律宾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任何人，尤其是菲律宾的海外劳工，一提到他都会肃然起敬。”

　　品牌外交

　　黄桂芳先生曾先后出任过中国驻新西兰、菲律宾、津巴布韦等国大使。1991年，他来到菲律宾，与菲律宾开始了为期4年的亲密接触。

　　“要说菲律宾女佣，就不能不提到奥普莱，他生前对菲律宾最大的贡献就是于1967年任菲律宾劳工部长之时，主持制定了菲律宾劳工法，之后又提出了‘菲律宾海外劳工就业’项目，至今已为400～700万菲律宾人在海外找到了就业机会。因此，菲律宾人称他为‘菲律宾劳工之父’”。

　　黄桂芳先生说，菲律宾政府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只要世界有人的地方，就要有菲律宾女佣。这种说法难免有些夸张（比如拉丁美洲、非洲一些国家因本国尚有大量劳工急待输出，就不存在劳工输入的问题），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菲律宾政府正在积极地将菲佣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国际品牌”。

　　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中东、亚洲、北美、欧洲、关岛地区是菲佣输出的重点。而在亚洲，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位于东南亚的新加坡是菲佣输入的重要地区。中国大陆零星分布在北京和上海、厦门等沿海城市（大多是外籍工作人员直接从境外携带过来），西北地区基本没有。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数万菲佣云集香港，黄桂芳先生回忆，在香港回归之前，菲佣在港的数量已达到18万左右，现在估计可能是25万到30万。因为菲律宾官方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保留在港菲佣以及领馆的愿望，所以，现在去香港的菲佣不减反增。

　　作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桂芳先生与菲佣的直接接触主要是在办理签证的时候。菲佣身上所带有的东南亚女性的美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谦和、礼貌、温婉、善良、责任心强。当然，让她们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品牌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菲律宾女佣受教育的程度很高。早在1994年，菲律宾全国的识字率就达到93.5%，是亚洲识字率最高的国家。而在菲律宾女佣中，具有初级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占将近95%。她们中更不乏大学生，很多是教育、心理学、财会专业毕业。她们笃信天主教，能讲流利的英语，料理家务井井有条。

　　黄桂芳先生在菲律宾时，菲国已有1180所大学，目前已经发展到2000多所，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家政课。然而，菲律宾的家政学并不是只在大学里才开设，中学课本中就已经普及。因为受美国50年的殖民统治，菲律宾的中学大多男女分校，而在女子学校里，家政课尤为重要，是女子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巾帼英雄

　　说起菲律宾政府对菲佣问题的重视，黄桂芳先生举了个例子，奥普莱曾不止一次在攀谈中开玩笑似地对他说：“哎，你们北京要女佣吗？我们菲律宾姑娘很不错的。”

　　奥普莱的话没错，菲律宾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菲律宾女性的贡献。

　　菲律宾是一个有着严重男尊女卑观念的国家。菲律宾女子虽然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却难脱婚后留在家中相夫教子的宿命。这样，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就落在男性成员的肩上。菲律宾号称千岛之国，全国共7000个岛屿，总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却要养活7000多万人口。人口的压力带来了严重的就业问题，失业率的日益增高使得男性不堪重荷。

　　1967年，时任菲律宾劳工部长的奥普莱主持制定了菲律宾劳工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海外劳工的合法利益以及女性劳动者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与男性相平等的权利与义务。1976年，奥普莱又明确提出了“菲律宾海外劳工就业项目”，并先后设立了菲律宾人海外就业管理、福利管理、海外劳工技能培训中心等部门，并明确规定，所有的菲佣出外务工，都必须由菲劳动部门统一进行培训，并办理劳动合同的签订、签证及派遣的相关事宜。

　　菲律宾女性因此而感激和永远怀念奥普莱。正是他从法律和国家政策上的推动，使得菲律宾女性摆脱了宿命，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飘洋过海，挣回那些数倍于国内工资的辛苦钱。

　　菲律宾国家也因此感谢这些勇敢的菲律宾女性。

　　上世纪90年代初，黄桂芳先生初任菲国大使时，菲律宾海外劳工每年的海外汇款已经超过50亿美元，几乎可以抵消3/4的贸易赤字；2001年，海外创汇已超过70亿美元。更由于菲律宾国家规定，菲佣从海外汇回国内的钱，要按菲币比索来计算，而其中的汇价差对政府银行来说，又是一笔相当重要的收入。

　　因此，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曾盛赞菲律宾女佣是“菲律宾国家的经济英雄，在国内还有二百多万人失业的时候，她们的辛勤劳动应该得到尊敬”。而阿基诺夫人的后任拉莫斯进一步重申，每一个菲律宾劳工都在养活着5名家乡的亲人，她们是新国家的英雄。

　　1995年3月，新加坡以谋杀罪处死了一位名叫Contemplacion的菲律宾女佣，该案件震动了整个国际社会。42岁的Contemplacion被指控谋杀了一个5岁的男孩和另一位菲律宾女佣劳勒美格。尽管Contemplacion的律师认为，这位女佣是无辜的。真正的凶手是劳勒美格的新加坡雇主，而时任总统拉莫斯也亲自交涉，希望新加坡暂缓执行死刑，但新加坡法庭仍判处该女佣绞刑。之后，拉莫斯总统召回了菲律宾驻新加坡的外交官，新菲两国陷入一段时间的断交。而菲律宾国内，10万人在马尼拉南部城市圣·巴勃罗，为Contemplacion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1995年6月，菲律宾通过了旨在保护菲律宾海外劳工权益的8042共和法案。法案规定，只向承认或保护菲律宾劳工权利的国家派遣菲律宾劳工。这些国家必须有保护外国劳工权益的相关法律，而且是劳工保护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签字国。

　　“丫丫”，眷乡的候鸟

　　菲律宾人对海外菲佣的昵称是“丫丫”（domestic helper），在菲律宾人的眼中，并没有因为一个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女佣而瞧不起她，相反，一个家庭有一个甚至几个女性到海外务工，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一个菲律宾男人可以很自豪地对别人说，我的太太在香港做“丫丫”。

　　在一个菲律宾家庭中，如果有一个海外务工的“丫丫”，那么她几乎就是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因为相对国内的收入水平，菲佣在国外的收入属于中高阶层。在香港，菲佣的平均收入在3700元港币，而有一百多万香港居民远远低于该收入水平。

　　每个周末，大批的菲佣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她们兴高采烈，尽管彼此大多并不熟识，但共同的乡音让她们亲密地团结在一起，相互交换对家乡的思念和在香港工作的心得。

　　相对来说，中东地区的菲佣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适应。因为那里大多是穆斯林国家，所以，去那里的菲佣在出国前还要多接受一门宗教课的培训，比如，学习如何尊重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和饮食、生活习惯。而且，也是基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中东地区的菲佣两年才能回一次家，对于笃信天主教的菲佣来说，在那里忍受的艰辛不得而知。

　　每年圣诞节前后，是散布在大多数国家的菲佣返乡的时候。在香港，大小商场挤满了扛着大包小包疯狂采购的菲佣，经济上的独立，使她们改变了受制于男性的困窘。香港的码头和机场，大批的物品被托运到菲律宾。而此时菲律宾的马尼拉国际机场更是人山人海，菲律宾政府已为这些巾帼们铺上了回家的红地毯。而更早的时候，家中的人便已翘首企盼，不止是对久别亲人的思念，更是等待着亲人从他乡带回的丰硕的劳动果实。

　　（特别鸣谢前中国驻菲律宾大使，现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副会长黄桂芳先生接受本刊专访）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2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