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晓秋 通讯员 樊晓东

　　【提要】作为一项延续了50多年的司法民主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面临着名存实亡的煎熬。虽然从高层到地方，一直在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各种探索，但该制度的现状却越来越艰难。废除，保留，还是完善？人民陪审制度该如何突围？

　　2003年的中国法律界颇不寻常，一系列的法治事件吸引诱民众眼光。2003年12月中旬，新华社一条“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法院设立专职陪审员”的消息再次吸引了法律界的目光：武侯区法院在人民陪审员换届选聘中，抛弃原有的单位指派旧模式，鼓励群众自愿报名、公开选聘，并首次设立了以陪同审判为职业的专职陪审员。新产生的8名专职陪审员现已全部辞去原有工作，每周在岗4个工作日，随时接受调配，任期两年，并从法院领取补贴。

　　成都市武侯区法院的做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肯定、担忧、质疑，各种声音纷至沓来。有关人士希望借此事件能够让人民陪审员这项名存实亡的制度的现状得到根本改变。

　　一个陪审员的个体努力

　　2004年1月2日，冬日阳光明媚的上午，北京丰台法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马浩正在为人民陪审员的换届工作而忙碌。

　　56岁的马浩目前在北京丰台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工作。自1994年被推荐担任人民陪审员，至今，他已经出庭2000多次，这一点可以从他桌子上写满出庭记录的台历上得到证明。

　　“人民陪审员不是法院的摆设”，在《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采访过程中，马浩一直想以自己10年“老陪审”的经历佐证人民陪审员并非“陪而不审”。

　　曾在未成年权益保护委员会工作的马浩参加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陪审工作。马浩至今记得曾经参与审理的一个15岁的女孩朴英（化名）纠集网上认识的三个男孩抢劫出租车未遂的案件。马说他在审理这起案件中提出了“独到见解”，对法院作出正确的裁判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庭调查时，马浩了解到：15岁的朴英一直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在航天部门工作的父母对她要求很严厉，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她多次在北京市以及澳大利亚获得绘画奖项，然而中考的失利从此在她心中留下了阴影。

　　当时朴英在外地生活的爷爷生病了，和爷爷感情很好的她想回去探望爷爷。但由于中考失利的打击，父母拒绝了她的要求，让她好好在家里反省。为了弄到回去的路费，她才成为一名抢劫犯。考虑到这些情况，马浩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判缓刑的意见，并主动承担帮教责任。

　　“今年这个孩子的缓刑就结束了，她表现得很好，还打算去澳大利亚留学。”这件案子让马浩感到自己的价值。

　　像马浩一样，北京海淀区法院人民陪审员高成宝也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甜滋滋的。高告诉《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他曾经参与一起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章案。此案合议庭由一名审判长和两名陪审员组成。当进入法庭调查阶段，才发现此案两被告人陈述被抓获地与检察机关举证有出入（因该证据牵涉第一被告是否有立功情节），高成宝向审判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依法建议检察机关对该证据做补充侦查。后来事实证明本案第一被告确有立功情节，所以法庭当庭依法作出了给予第一被告从轻处罚的判决。

　　虽然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誉为“人民陪审员的成功典范”的马浩们一直想通过个人的完美扭转社会对人民陪审员的不解，但他们本人也知道仅仅个体的努力难承一项制度的危机之重。

　　专员与白丁的两极游荡

　　马浩虽然一直以自己写满出庭记录的日历为荣，但他却认为陪审员出庭频繁是“不正常的现象”。

　　“陪审员参审是严重的‘苦乐不均’。”马浩对《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介绍到，北京市丰台法院现有73名人民陪审员，但真正参加庭审的只有30人左右。在其提供的陪审员出庭记录表上，从2002年12月20日到2003年6月20日，有的陪审员最高参加了197次庭审，最少的只有1次，而有的陪审员甚至5年任期期间1次案件的审理都未参与过，“老来的老来，老不来的老不来”。

　　《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调查发现，陪审“专员”与“白丁”并存，这已经是当前人民陪审员实施过程中的普遍状况。

　　浙江台州某区法院的64名人民陪审员中，曾出庭参加审判的只有17人，但这其中个别陪审员的出庭率特别高，得了“出庭冠军”的陪审员一年陪审了250多次，几乎是在法院坐班陪审，

　　“白丁”陪审员由于出庭少，既无法律知识，又无司法经验，因此，在与专业法官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时，不敢“妄加评说”，不敢充分运用自己的职权，因而一味依附法院审判员的意见。结果又使合议庭由法院审判员说了算，使陪审员“陪而不审”。

　　相比于许多陪审员“陪而不审”的情况，陪审员的固定化、职业化的潜在危害更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认为，“专员陪审这么长时间地参与审案难免导致陪审员官僚化的趋势，把其利益与法官‘捆绑’在一起，成为编外法官，这样不仅失去了陪审员监督法官的作用，而且还会产生谁来监督陪审员的问题。“

　　2003年6月，辽宁省抚顺市东州区法院发生的一起陪审员代替法官独任审判、胡乱判案下发裁判的案件为学者的担忧提供了佐证。

　　事实表明，这种专员与白丁的两极游荡都造成了人民陪审制度在现实中名存实亡的窘境。

　　“我参与过1400多个案件的审理工作，没有一起错案。”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直维持谦虚表情的马浩透露出得意的味道。马浩向《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展示了他的工作业绩，“要求每个陪审员都做成我这样，不太可能。”对人民陪审员的现状，作为该制度坚定拥护者的马浩也承认人民陪审员在“现今存在很多问题”。

　　“陪审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是审判机关接受群众监督的体现，也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有力措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给予了人民陪审制度必须存在的官方注释，但他同时指出，“现行陪审制度存在明显缺陷，需要完善”。

　　改革，治弊良方？

　　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关于“各地法院可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积极探索、大胆尝试”的讲话后，各地司法机关都在做着不同的改革努力。

　　成都法院聘请专职陪审员，希望改善、终结“陪而不审”的现象。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聘请法律专家担任陪审员，希望提高陪审员法律素质。

　　北京市丰台区法院设立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规范陪审员的秩序。

　　而河南省则决定在中级以上法院取消陪审制度，强化合议庭共同负责制度，从而达到使人民法院合议庭能最大限度地行使审判权的目标。

　　上个世纪末，无论法律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人民陪审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都比较高。官方也多次进行调研，改革似乎暗流涌动。但近一两年，陪审制度改革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

　　“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思路目前有些迷茫。”2004年1月2日，何家弘在与《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谈到人民陪审制度这个话题时，第一句就透露了他对该制度现状的无奈。

　　2002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草案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产生方式、权利义务及执行职务的待遇等内容作了具体规定，使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趋于规范，而且对某些类型的案件，如刑事案件，规定普遍适用陪审制，从而强调了陪审制在我国司法活动中的作用。据报道，在分组审议时，绝大多数委员表示赞成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该决定被人们视为司法高层试图解决陪审难题的积极努力，但不少专家认为，最高法院提出的草案只是一个改良性方案，这个方案并未看到和解决我国人民陪审制的“参审制否认司法活动中涉及法律问题的专业特性，从而违背了司法的规律” 的真正弊端，因此，很难导致人民陪审和司法民主方面的实质性进展。

　　不同于官方的保守完善，何家弘教授有了一套颇具操作性的新设计。何家弘认为，改善人民陪审制度的弊端，应着重这样一个核心，陪审员的选任应该随机挑选、个案挑选，保证陪审员在较长的时间内，比如半年只审一起案子，另外，陪审员的数量要大大超过法官，但参与审判的案件要减少。

　　陪审团，中国的出路？

　　近日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继“刘涌涉黑案”后，又成为舆论质疑司法公正的焦点。短短几日，网友评论此案的帖子已稳居各大网站新闻评论榜首。鉴于社会舆论，2004年1月9日有消息称，哈尔滨市交警支队将负责澄清舆论反映强烈的问题。而“激情公审”被法律界人士认为是法治社会中的非常态现象，会对法治产生破坏力。法官认为质疑判决的人们没有参与庭审，单凭猜测没有发言权。

　　现实中，具有社会关怀意识的民意和备感委屈的法官之间的互不信任，似乎已经到了难以弥补的地步。如何解决审判的公正问题越来越多地引起舆论和政府的关注，其中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陪审团制度是否可以在中国实行？

　　陪审团制度，流行于英美等国家。通常，陪审团由所在社区的12个普通公民组成，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定。庭审时，陪审团负责事实问题，要对案件的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或民事侵权作出裁断，法官适用法律，作出最终的司法判决。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肖霖一直是引进陪审团制度的积极鼓吹者，他表示将为其做最大的努力。“我们直接企图阻止司法的腐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事实已经证明它的效力甚微，所有的治理是治标不治本，严酷的现实让人触目惊心。这迫使我们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只有在审判机制上进行根本的改革，引进陪审团的机制，启动社会良知的力量，才有可能从审判层面上对司法体制进行根本上的解决。”

　　作为学者的何家弘也是陪审团制度的支持者，何说，陪审基本模式问题不解决，无力转变陪审制度衰亡之势。为走出困境，有的原来实行参审制的国家开始引入陪审团制度。如俄罗斯近年来进行陪审制试验，据报道初步效果良好。

　　鉴于“陪审团经济成本高、诉讼效率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地区没有经济力量实行陪审团制度”的顾虑，一些人士也提出了陪审团和参审制并存的“折衷路线”。

　　废除，保留，还是完善？ 中国的人民陪审制已经是几上几下，虽然改革点滴不断，但难免事与愿违。所幸的是，目前中国正在酝酿新的更深层次的法院司法体制改革， 作为一项延续了50多年的司法民主制度，有人士希望人民陪审员制度可以借此东风，得到根本改善。

　　2004年1月8日，马浩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参加了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法院组织的“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研讨会。马浩认为这是立法部门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单独立法的前期准备。马浩乐观地估计，今年年内，全国人大会将立法事宜列入议程。

　　据来自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消息说，2004年人民法院推进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中，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赫然列在其中。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4年2月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