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德黑兰的贫民窟。阿巴斯的这张照片显示出当时反巴列维国王的社会基础。

阿巴斯拍摄的伊朗革命引起世人关注。

1978年的德黑兰街头，使阿巴斯极为感动的一个瞬间。他认为这个站在男人背后的女性所处的位置象征着她们在这个国家扮演的角色。

1979年，被革命卫队处决的伊朗王室的将军们。这个残酷的场面改变了阿巴斯态度。

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的一家女子美容院，显出西方文化对伊朗的影响。

1979年，德黑兰街头的女革命者。

1997年，德黑兰大学校园内一群女性参加竞选集会。她们中有的是大学生，拿相机的则是一名记者。图片显示了伊朗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

1998年，高中校园内，穿着校服的女生在踢足球。

1978年发生在德黑兰街头的骚动，最终演化成推翻巴列维国王的革命。

2000年，超载的摩托车。

伊朗电影《草莓的滋味》获得1997年度嘎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为这个国家的艺术家带来了国际声誉。在阿巴斯的眼中，艺术家也是推动伊朗走向未来的先锋。

2000年，一名身着传统长袍的伊朗女子操作滑翔伞从俯视德黑兰的山坡跳下。重回伊朗的阿巴斯正是从伊朗妇女的精神风貌中断定，她们是促使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0年，德黑兰一私人聚会场面。它显示出西方文化又悄悄回到伊朗，但人们面对镜头时还是有所保留。

　　一本“写”了30年的国家日记

　　———伊朗籍摄影师阿巴斯拍摄的现代启示录

　　1978年，伊朗爆发了反对国王的群众运动，迫使巴列维国王于1979年1月16日流亡国外。同年2月，宗教领袖霍梅尼结束14年的流亡生活，从巴黎返回伊朗接管政权，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2004年2月，正值伊朗革命25周年之际，作为一名用摄影镜头记录下当时历史的摄影师，阿巴斯向世人推出了他的摄影作品集———《伊朗日记》。事实上，自1971年起，他就有心将这个因石油业而急速发展起来的国家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记录下来。于是，从巴列维国王发起的白色革命，到推翻王室的革命，以及1990年恢复平静后的伊朗社会生活，都被他一一收入镜头，整理出一本时间跨度长达30年的摄影日记。

　　阿巴斯1944年出生于伊朗，在阿尔及利亚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目睹了在那里发生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使他年轻时便立志于做一名摄影记者。1970年代发生在伊朗的革命，无疑再次刺激了他。在谈到当时的拍摄动机时他这样描述道：“起先，革命只是一些涓涓细流，突然间，无数的细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大河。于是，我拿起相机，走上了德黑兰的街头。”在由几百万示威者组成的洪流中，一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打动了他。“我看到排成人墙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妇女，我认为她所站的位置，恰恰象征着妇女在这场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革命激情与妇女有关。他看到她们中既有斗志昂扬的革命者，也有因观点不同而倒在男人拳脚下的牺牲者，还有被当作卖身的妓女惨遭火刑处罚的受难者……大变革时期广大伊朗妇女的命运，成为《伊朗日记》中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阿巴斯对此表白道：“妇女，是推动这个国家前进的先行者。”

　　“我是被卷入革命的，我曾经认为，这也是我的革命，尽管我后来对它心有存疑。”阿巴斯展示他的《伊朗日记》时说，“虽然我支持革命，但我还是要记录下它的方方面面，包括它中间发生的暴力。”作为一个敏感的摄影师，在面对被革命卫队处决的伊朗王室的将军们的遗体时，他的态度起了变化，不再声称自己属于革命。

　　1980年代，阿巴斯在国内呆不下去了，便移居国外。“我觉得我应寻找一种新的摄影语言。伊朗革命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我必须如实地记录下它甚至加入它的行列，因此，我只要使用一般的新闻摄影语言就够了。但现在我还必须找到新的摄影语言。”他在墨西哥呆了三年，用一年时间周游，声称找到了一种在和平氛围中使用的摄影语言。

　　阿巴斯说：“我对宗教信仰没有兴趣，人和上帝的关系不是我所要关心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对摄影师而言，各式各样的宗教面孔倒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1990年代后，伊朗的社会生活恢复了平静，阿巴斯回到他的祖国，看到人们更多的是对未来进行沉思。摄影师认为，此时的革命主要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我的镜头焦点放在妇女、年轻人和艺术家上面，因为我觉得他们正是当下社会变革的先锋。”

　　此时的阿巴斯在摄影风格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25年后，我对世界仍充满了兴趣，但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更乐意做一个摄影师而不是摄影记者，我希望出书，因为你能支配你拍摄的照片，而不是拿给媒体当配图。为出书所做的编辑和梳理照片的过程，使你感觉自己更像是一名作家。”

　　面对一切归于平静的伊朗，曾以记录革命为荣的阿巴斯显然转变了目光。“人们可以从我的建筑、人物肖像和其他的照片中，感受到伊朗走向现代化的强烈趋势。”

　　小文骆乐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