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广明

　　1月5日，《IT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故事《告诉你一个缺失的戴尔》，作者以一个戴尔内部员工的身份，抨击戴尔“非人性”的企业文化，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此事的最新进展是，这位笔名“羲川”的作者已经“主动辞职”。

　　羲川说，他事实上是被戴尔公司解雇的。

　　员工在媒体公开发表批评所在公司的言论，究竟是属于个人的言论自由，还是属于违反职业道德和劳动纪律的行为，公司据此辞退员工是否合法，成为戴尔企业文化风波延伸出来的一个法律问题。

　　文章发表过程

　　“羲川”的真名叫王真。2月19日，在厦门会见本报记者的时候，他正在收拾行李，第二天就要去刚联系到的单位。

　　2003年6月，30岁的王真应聘来到戴尔公司厦门基地，担任SalesCoach（销售导师）。

　　很快，王真发现自己并不能适应这家著名的跨国公司的工作方式，“比如说，公司对销售导师第二天所讲的内容要逐一考查、斟酌、筛选，一个投影片明天会怎样讲，乃至一句话如何表达，都要汇报。”“我觉得讲师是一个发挥余地很大的岗位，授课中我可以表达自己的工作体会、生活感悟，不可能一字一句都事先汇报，”王真说，“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像戴着枷锁工作。”

　　王真形容戴尔的管理文化为“钉是钉，铆是铆，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员工的工作任务极其细化具体，只需照章执行，公司不鼓励个人思考，个人价值在公司得不到尊重，管理手段也简单粗暴。被王真称为“销售工人”的销售代表，劳动强度很大，每天要接打几十个电话，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更让王真郁闷的是，当他向上表达自己的困惑时，招来的多是不理解。

　　王真也反思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习惯是否与外企文化不合。但他思考的结果是，“难道仅仅是我单方面的原因吗？”他开始留意网上一些评析戴尔的文章，发现在大量的歌颂文章之外，也不乏杯葛之作。一篇《成功的商业模式，丑陋的企业文化》的文章，让他心有戚戚。其中谈到，近年来，戴尔（中国）的高层走马灯似的换了一遍，而一些高层职员离开后大都选择了创业、退休，对在跨国公司工作的热情大减。文章还说，对于戴尔的评价几乎众口一词：那是一家没有文化的公司，除了销售额，什么都没有。

　　与此同时，王真在戴尔的一位同事决定辞职，他原本是从GE（通用电气）跳槽过来的，他说戴尔不是一个利于个人成长的企业。

　　这时的王真正在读一本名为《管理百年》的书，书中逐一梳理了近百年来的企业管理思潮。他发现，把人当机器、忽视员工个人价值和创造性，在20世纪初福特汽车的生产线上就已经登峰造极。与福特这个实业家相提并论的是理论家泰罗，他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对一个搬生铁的工人来说，他得像牛一样愚蠢。

　　随着工业文明与管理文明的进步，泰罗的理论因为缺乏对人性、对价值和才能的尊重而被修正或抛弃。

　　在王真看来，对20世纪末才成长起来的戴尔来说，与福特不一样的只是产品形态和现代化程度，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则没有本质区别。他在文章中写道，“‘为了降低工人的思考性’（福特语），海兰公园工厂将T型车的生产过程分解为84个步骤；而戴尔则更胜一筹，它将电话销售流程也分解成8个步骤：不是专门用于训练，而是用于对员工完成流程的衡量！可以想象，作为一门沟通艺术的职业，销售在这里还有什么创新可言？人，又还有什么创新可言！”

　　戴尔企业文化之争

　　记者到厦门采访戴尔公司，被告知与戴尔北京公关部联系。

　　戴尔委托的公关公司——北京隆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后来主动联系记者，表示《告诉你一个缺失的戴尔》的作者对戴尔不是很了解，他说戴尔的管理缺乏人性化，这又如何解释戴尔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最受推崇企业？这位负责人说，戴尔的员工对企业有意见和建议，公司本身制定了很多渠道，可以内部反映，而不应该首先就拿到媒体去发表，“员工对企业要忠诚”。

　　这位负责人说，以上观点只代表她个人意见，而不代表戴尔公司。

　　这家公关公司还给记者发来一篇文章，题为《不应该如此糟蹋一个全球“最受推崇的企业”》，出自另一位曾在戴尔工作过的员工。这篇署名袁道唯的文章写道———

　　“戴尔带给中国的决不仅仅是投资、税收等其它外资也同样具有的东西。戴尔给中国企业带来的还有业务模式、企业文化、管理规范、精细运作能力的最佳示范。戴尔给中国IT从业人员带来的是职业态度、敬业精神、学习创新及个人能力的发挥空间与客观公正的竞争机制的完美结合与体现。”

　　事实上，王真的文章发表之后，引发了诸多网评，有叫好的，有反驳的，甚至还有臭骂的，怀疑其写作动机的。在戴尔内部，文章也被员工下载，广泛传阅。

　　针对不同意见，王真说，这篇文章是一篇个人评析，不必讳言有很强的主观性，文章原稿的副标题“一名普通戴尔员工对戴尔文化的解析”说得已经很清楚了，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王真认为，考察、评价一个企业，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标准，单纯从经营、效率、业绩上说，戴尔是非常成功的，如果让他写一篇探讨戴尔经营之道的文章，他相信会是一篇对戴尔赞誉有加的文章；但现在，评价戴尔的标准是工业民主和对人性的尊重，按照他自己的价值观，这只可能是一篇带有强烈批判性的稿件。

　　辞退作者有道理吗

　　文章写成后，究竟拿不拿出去发表，王真有过很长时间的犹豫，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行为到底符不符合职业道德。他说，无论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还是一名普通员工，都应该维护企业声誉。“但我本人是学法学的，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即凡事喜欢从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考量。这是一个矛盾。”最终他认为，维护企业声誉是一个“企业规则”，而尊重人性、自由言论应该是一个“社会规则”，后者可以统率前者。

　　王真也承认，犹豫的原因还有一个现实的考虑———怕自己失去工作。

　　最终王真还是将文章投给了《IT时代周刊》。当中有一个插曲，2003年11月收到王真投稿后，编辑就此文采访戴尔，戴尔管理层就此事找王真谈话，虽然没有点破文章之事，但话题都是围绕文章内容展开的。王真思虑再三，向管理层坦白了自己的投稿举动，并承诺收回文章的发表权，得到公司赞许。王真向杂志编辑提出收回文章发表权的要求后，《IT时代周刊》口头答复可以，但没想到1月5日文章还是发表了。这一事实得到《IT时代周刊》编辑的证实。

　　文章发表后反响不小。今年元宵节，王真被公司管理层叫去谈话，建议他辞职，并称这是为了顾及他的履历，毕竟，用“开除”这个字眼不便他找下一份工作。

　　虽然对此结果有思想准备，王真还是感到有些不公平。一是他中途已收回发表权，非他个人原因，文章还是发表了。第二，他是匿名发表此文的，完全可以不承认此事，后来他向公司坦白了，公司此举似乎是不鼓励诚实，而且对批评意见也缺乏包容。

　　最根本的，王真认为自己的文章属于在“公共知识”范畴讨论企业文化问题，文中并无对企业的侵权，例如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完全属于言论自由；特殊的是作者恰好是这家企业的员工，且文章性质具有批判性，但这一行为并不违反职业道德，也不构成解除员工工作的法定理由。

　　他保留自己进一步申诉的权利。

　　戴尔公司在收到本报书面提问后，没有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