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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大代表阿汝汗关于“一号文件”的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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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3月06日16:48 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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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鲍盛华、朱玉）“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一件一件地下发，农民一年比一年富裕，我也一步一步成长起来。可以说，这些‘一号文件’是我个人和广大农民的‘生命一号’！”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长阿汝汗动情地说。
阿汝汗1981年参加工作。1982年，中央开始下发关于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这时的阿汝汗在县财政局分工农村财务工作。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阿汝汗也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副乡长、乡长。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一号文件”下发，让阿汝汗激动不已，而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位县长。下面就是阿汝汗关于“一号文件”的述说：
我对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记忆特别深刻。1982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县委县政府要求全体干部学习贯彻中央的“一号文件”，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后来，每一年都要是学习“一号文件”，干部们就围绕着“一号文件”来抓农业。
现在说起来轻松，那时候可不容易。在第一个“一号文件”下发前，农民多养几只鸡都很难。我记得那个时候按“一号文件”精神打破生产队的组织，把土地分给农民，一些干部很难接受，有一定的阻力，因为他们受的传统教育太深了。
但我全盘接受了，我觉得这样做好。因为负责农村财务工作，我从1982年开始经常下乡。看着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乎劲，我心里觉得暖洋洋的。后来我也与大家一起抓重点户，专业户，包干到户，一点一点农村好起来了。1985年3月，县里觉得我比较了解农业，就把我派到基层当了副乡长。1986年，我当了乡长。那时候我就是在“一号文件”的指导下与农民一起寻找增产致富的路子的。
我觉得就在“一号文件”连续下发的几年间，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像火山一样喷涌出来，农业生产迅猛增长。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长了，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洗衣机、黑白电视机、自行车……迅速走进了农民的家庭。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随着农民的增收，我的职务也在变化。1995年当了县长助理，1997年当了副县长。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了一些忧虑，农民增收的步伐放缓了，联产承包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也渐渐地发展到了极限。我的心里开始有点儿急。2001年，我当了县长。这个时候我更着急了，农村的新问题大量地出现了，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另一方面消费品不断涨价，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这段时间，农民盼国家关于“三农”的好政策如盼甘霖。作为一县之长，在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之后，有一些政策性的“瓶颈”问题我无法突破，根据县里的财政实力，我也干不了什么。
终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4年“一号文件”公布。党中央、国务院及时作出了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和基本目标，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真让我高兴。
我现在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我想与农民们一起，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有了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不愁我们不发展，不愁我们不富裕。（完）（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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