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亲授当官要决

　　连战出身官宦世家，自幼接受家庭训导，因此，相当熟悉中国官场的哲学。据一九九○年五月十八日日本《太平洋日报》刊载“连战的内心世界”一文透露，其父连震东生前曾告诫连战，在中国官场不要太出风头，尤其是少说话多做事，多拉关系，才能步步高升。他特别举骑脚踏车为例说：“为官要如骑脚踏车，头要不断地点，脚要不断的踩，才不会跌下来。”连战踏入政界后，也逐渐悟得个中三味，行事绝不夸耀，谨守本分。他表面严肃，亲和力似嫌不足，但对长官则颇谙奉承之道，对于握有权柄的高官，连战确实是毕恭毕敬，不敢潜越。这种为官之道加上雄厚的财力，祖宗的馀荫，使连战的仕途始终一帆风顺。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在国民党“十二全”大会选举中常委时，连战站出来提议：“中常委人选不必由中委投票选举了，我们奉戴请由主席（蒋经国）提名，以鼓掌方式通过。”这一招不但获得蒋经国的欢心，更博得所有国民党中常委对他的铭心，孺子可教也。经他这一提议，省却了老夫们多少麻烦和忐忑。因为如果用投票的方式产生，不但要拉下脸，向中委们拉票，而且还不一定就能当选。但连战的建议一出，公私两便，能不对连战的名字刻骨铭心吗？于是当年十一月台湾“内阁”局部改组时，连战就由“违章建筑”的青辅会主任平步青云，做了“交通部长”。

　　由于连战深谙为官之道，无论做什么官职，不管政绩如何，他都能做得四平八稳，平步青云。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连战入阁出任“交通部长”，当时，年仅45岁，是历来最年轻的“部长”。对他而言，这是仕途上的一大转折，他也很用心地想要扮演好这个“部长”的角色。可惜他是政治学博士，对交通实在是外行，加之他的前任林金生干了六年，几乎天天都是在海难、空难和政治责任的阴影中度过的。因此，连战一上任，就怀有惶恐、戒惧的心理，表现在外的则是过度的谨慎保守，以致在“交通部长”任内缺乏明显的建树，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人，放在不适当的位置上。” 对于交通行政工作，连战自己也承认确实是“门外汉”。因此，他接任以后，就注意不断虚心向部属请救，并“重温”学生时代的苦读生活，下属送来的业务报告与新闻剪报，他每天“必读”，晚上还要守着寒窗阅读交通书籍，方瑀也帮他寻找资料及岛内外有关书籍杂志供他参考。连战基于十多年的党政经历，深知在宦海中要想生存发展，除了谨言慎行，园融致远之外，还得不断自我充实，求新知，广泛接纳外界批评。他说：这就叫“师傅带进门，修行靠本人”。连战在“交通部长”任内政绩虽不突出，但他这一套确实博得了当局高官的赞许，不但稳做了六年“交通部长”，而且还在一九八四年五月擢升为国民党中常委，成为所有中常委中最年轻的一员。台湾有位记者评论说：细数当今政坛人物，连战称得上是福大命大，最受老天帮忙的一个人。

　　连战自己说：“我想我的命大概还不错。但是，命好并不足恃，如果不肯用心，不肯努力，到手的一切还是会失去的。”事实上，他做官用心之深，努力之勤，也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如前所说他在国民党“十二全”大会上把选举“中常委”之权“奉戴”给蒋经国提名，即为“用心之深”而受用无穷的明显例子；在努力方面，他更恪遵老爸的家传心法，在官场上，对上面头不住的点。对下面，则能踩即踩，必要时，牺牲别人保全自己也毫不瞻顾。如“远航”空难事件，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将比他年长二十五岁的“政务次长”陈树曦（原是连战的父执辈，陈只比连震东小八岁）推到第一线作挡箭牌，以致陈便因此而去职。

　　出任“外交部长”搬倒沈昌焕

　　连战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出任“外交部长”，这是李登辉给他的一次表现机会。连战在“外交部”并无深厚渊源，也无班底。三位次长中，除章孝严之外，王飞及金树基都是所谓“沈派”（沈昌焕）的人马，整个“外交部”的日常动作，都由两位次长掌舵，一开始连战颇有孤立的感觉。但是，连战上任不到几个月，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沈昌焕就宣告辞职下台，从此，外交政策上消除了挚肘的力量。

　　国民党的“外交”决策大权，长期以来一直掌握在“官邸派”手中。尤其是两度担任部长的沈昌焕，凭借其与蒋家两代的渊源，在卸任“外交部长”之后，不论是担任“国安会”秘书长，或“总统府”秘书长，都仍然在幕后遥控着“外交部”。也因此“外交部长”不论是朱抚松还是丁懋时，都只是傀儡人物罢了。李登辉登场之后，长期以来的外交决策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摆脱了沈昌焕的遥控，“外交部长”便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部长”。

　　李登辉原来心目中的“外交部长”人选是“驻美代表”钱复。李登辉对钱复非常赏识，认为他是一个关照面颇广，格局相当大的政治人物，因此，属意由他回台担任“外交部长”。但是钱复表示回来可以，“外交部长”一职免谈。因为钱复不愿再局限于外交系统发展。

　　一九八八年七月国民党十三中全会的中党委名单，在公布前一天已经曝光，唯一不确定的就是钱复是否被圈选为中常委，因为钱复拒绝担任“外交部长”而留任“驻美代表”，自然无法成为中常委。结果名单公布，钱复入选了中常委，但他不是出任“外交部长”，而是担任“经建委”主委。经过这番波折，“外交部长”落到了连战手里，因为“外交部”次长章孝严的资历还不足以出任部长，而在“部长”级的阁员中，只有连战具有“外交”资历，因此在最后时刻，连战成了“外交部长”的人选。 连战就任“外交部长”后，当时台湾政坛的形势摆的很清楚，几个世家公子及青年才子所形成的第三代接班群已经摆上台面，展示出相互竞争的局面，谁行谁不行，自有比较。连战深知在其任内干得好与不好，对他的仕途前程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展现自己的能力，在以后权力的变局中，将陷入极端不利的地位。因此，不能再遵循过去的作风，是应该展现锋芒的时候了。

　　连战上任不久，就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苏联贸易访问团”的成行。访苏的成行是台湾经贸“外交”的一大突破，这项大胆的行动，虽由“外交部长”连战、“经济部长”陈履安、“经建委”主委钱复、“行政院”秘书长钱纯共同作业并获得“行政院长”俞国华和“国民中央秘书长”李焕两人的同意。如此重大的行动，事前既未按过去的常例征询沈昌焕的意见，在决策定案之后，又不理会沈的劝阻，引起沈昌焕的恐慌和不满，于是沈昌焕便在国民党中常会中大举反攻，手拿《苏俄在中国》一书，痛斥“访苏团”的成行，引发了一场风暴。结果，沈昌焕的大反攻反而敲响了自己的政治丧钟，李登辉顺水推舟，迅速解除了沈昌焕的秘书长职务，正式将沈所象征的“外交”决策模式扫除。从此台湾的“外交”决策就完全控制在李登辉手中了。

　　连战任“外交部长”后，台湾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与以前大为不同的变化。所谓的“弹性外交”，就是从连战任后开始的。一九八九年四月台湾“亚银”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亚银会议”，代表团团长郭婉容在会议开幕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起立致敬。同月连战在台湾“立法院”主动宣示“一个中国，两个对等政府”的构想。

　　同年三月李登辉以台湾来的“总统”名义访问了新加坡。对于从台湾来的“总统”一词，李登辉虽然表示不太满意，但可以接受。在“外交部”的人事方面，连战也禀承李登辉的意志，加速整顿，实现“年轻化”、“本土化”。连战在“外交部长”任内，确如台湾舆论界在其上任之初所预言的，他是李登辉钟意的一个“棋子”，使李登辉完全掌握了“外交”政策的主导权。

　　出任台湾第三大官

　　一九九○年三月，台湾的政潮方告结束，李登辉便展开了他“二阶段改革”的第一步骤，将省府权力收为自己直接指挥，于是他便将连战这个“棋子”，又放到了省政府。李登辉的这一决定，立刻遭到了国民党内的强烈反对，在五月二十三日的国民党中常委会上，前“副总统”谢东闵表示了保留的看法，邱创焕也有意见，高育仁在会外也有动作，围绕台湾第三大官的人选，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

　　对于省主席人选，李登辉坚持由“嫡系”第一大将连战出任，李登辉的企图心明显是要栽培连战，以作为接任“行政院长”之预备。然而，连战的空降，却阻断了太多人的仕途。在这个国民党纲纪大坏、“爱拼才会赢”的时代，于是，一场争夺战遂告开始：

　　——邱创焕，原本内定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正因有这样的承诺，他才乐意将省主席让出。孰料现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宋楚瑜拒绝交出，邱创焕被“放鸽子”，两头落空，因而有了继续担任省主席之念。由于邱创焕对省政已熟悉，与省议会关系较深，他遂倾向于主张省副主席应由省议会同意始予任命。在权力攻防上，这是对一向朝中为官，与省政夙无渊源的连战之最大的挑战。

　　——前省议会议长高育仁，多年来一直以省主席为追求之目标。他出身省议员与县长，对省政熟悉，而且议会关系良好。于是，高育仁的权力攻防亦告开始。不久前，省议员林仙保公开领先主张“省主席要有民意基础”，即被认为是在替高育仁造势。省议会主张应由省议员行使同意权，也被认为可能是高育仁的杰作。

　　——前台北市长吴伯雄，当初被从“内政部长”的职位调到台北市长，据说李登辉即承诺过，将会让吴伯雄作省主席。由于李登辉承诺在先，吴伯雄遂“当仁不让”，他公开称：“如果有机会调任省政府主席，自认将是协调解决省市问题的高手。”吴伯雄也是省议员出身，议会关系良好，他自不甘于被“放鸽子”。

　　一向重视政商关系的李登辉知道起用连战有助于将连家的财势与社会关系纳为已用，更能巩固他的统治地位，连战六月份顺利走上了省主席的位置，当上了台湾的第三大官。七月份李登辉又刻意提拔他为党内“宪政改革策划小组”的十三名成员之一，使李登辉倚重连战的心意更为明显。“宪政改革策划小组”的十三名成员，除连战外，都是“院长”级或相当“院长”级的人物，连战的陪榜更显得别有深意。 在担任省主席期间，连战没有提出什么响亮的口号，因为他深知，在强势长官之下，突出自己反而对仕途不利。形象好、政绩好只会招来上下左右的妒忌和破坏，在李登辉的心目中，又有那一个省主席能做得比连战好呢？

　　得利于“李郝”之争出任新“阁揆”

　　李郝失和是台湾人所皆知的事。两人对“统”“独”问题的看未能截然不同，并因此而形成路线之争，必然地又牵涉到军中政治教育的问题。路线之争后来逐渐发展到政战系统领导权之争，又发展到整个军事系统人事任命权掌握之争。逐渐演变成了不可解的死结。

　　一九九二年下半年，二届“立委”选举开始以前，李登辉已决心赶郝柏村下台，让连战取而代之。他原计划在二届“立委”选举结果揭晓后，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时，便乘机随心所欲地开展他蓄意已久的新的“世代交替”人事布局。不料二届“立委”选举揭晓，国民党相对败北，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位增加至50余人，这时非李系势力乘机反扑，要求追究党中央责任，使李登辉暂处守势，打乱了李的人事计划。

　　但是，一月三十一日上午，郝柏村前往“国民大会”参加第二次临会闭幕典礼，遭遇民进党国代的全程抗争，部分国民党籍的国代，包括要员陈重光亦参加嬉笑怒骂。被激怒的郝柏村见事不可为，现场举臂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消灭台独”后，先行离去。当天中午，即将预先拟就的辞呈发出，要求中常会同意请辞。

　　2月4日上午，在中常会开会中，李登辉迫于舆论压力，肯定了郝柏村的政绩，答应让郝柏村担任未来可能成立的政策指导小组召集人，并可以在将来出任国民党的副主席，在此前提下，终于迫使郝柏村就此下台。

　　在郝柏村尚未正式提出辞呈时，连战已迫不及待地到处拜票，台三家电视台也为其造势。一向庭训严谨、言行唯慎的连战展开如此大胆甚至违反党纪的活动，显然得到了李登辉的背后支持。

　　在郝柏村向中常会主辞后不久，二月一日下午，连战奉命按原定计划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电视中露面，正式表示愿意接受提名为阁揆候选人的提名。同时推出由“连震东文教基金会”编印的“连战”精装书一本，为竞选制造舆论。这开始证明李登辉和连战早有默契。 连战记取前任省主席邱创焕的前车之鉴，采取三管齐下方式“主动出击”，共中主要包括替代李登辉拜访二届“立委”听取国是建言，主动召开记者会，表明“接受”“行政院长”职位的企图心，另一方面也透过省议员发动连署，支持自己组阁。仅省府所推动的活动，就包括宣传录像带、春节团拜、县市长联谊、连署支持等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郝柏村辞职后，反对李登辉提名连战的“非主流派”人士并未支持连战，转而推出林洋港与连战抗衡。 二月四日起，李登辉分地区分批约见新科“立委”，为连战造势拉票，但结果并不理想。有部分新“立委”借机公然向李登辉的权威挑战，林洋港本人也公开表示“不忮不求不拒”，重申如果李登辉提名他，他也愿意接受。

　　但是，李登辉坚持已见。二月八日晚间，在李登辉与非李系人物摊牌决战的最后时刻，双方各自聚会商讨对抗大计，“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则从中协调传递谈判条件。据媒体透露，最后双方的协议是连战出任阁揆，但宋楚瑜不得出任省主席，“行政院”副院长必须为外省籍，而且郝柏村、林洋港出任党副主席（后来证实有变化）。

　　最后，李登辉终于挫败郝柏村和林洋港，使连战出任阁揆的提名在二月十日上午国民党中常会中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在送交中常会的信中称，郝柏村的辞职案已核准，李登辉拟提名连战为“行政院长”，连战忠勤笃实，学验兼并，继任当局重要职务，有守有为，贡献卓著。

　　在党内通过连战的提名之后，李登辉又担心连战在“立法院”被否决，李登辉吩咐党务单位全力动员辅选，同时运用台面下的手段，分别向国民党籍及民进党籍“立委”两方面都进行拉票。他甚至下令三家电视台，当连战在“立法院”受质询时，有争议性的镜头不准播出。 二月十九日，“立法院”开始有关阁揆人事同意权的质询。在三天（十九、二十、二十二日）质询中，连战受到包括国民党“主流派”、“非主流派”，及民进党“立委”的连番质询，内容包括台湾定位、大陆政策、政党政治、财经措施及个人理念问题。

　　二十三日上午“立法院”进行同意权投票，电视现场转播。在乱哄之中开票结果，连战得同意票109票，反对票有34票，充权者1票。连战顺利获得通过。这样，连战终于在李登辉和郝柏村的明争暗斗中登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成为首任台籍“阁揆”。（金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