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肾成功，尿毒症患者走出了“鬼门关”；但终身必须服药带来的经济负担，又成了他们一道无法爬过的“坎”。

　　一位尿毒症患者在换肾成功、术后状况良好的现在，竟无比悲观，有时竟产生出轻生的念头。原因只有一个：为换肾，他已经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换肾后必须终身服药，且每月药费贵得惊人，这样的前景使他不堪设想。

　　近日，这名患者的父亲郭田才老人专程从宁乡县龙田镇来到本报，郭老说，像他儿子这种情况，恐怕不是个别的，希望这个群体能够受到社会的关注。郭田才也寄望于媒体，能够劝解他儿子，千万不要走上轻生之路。

　　当爸爸那天住院

　　郭建华，今年25岁。他于1995年开始在长沙市邮政局运输科做临时转运员，每天的工作是在长沙市内各邮政局搬运邮件。本是临时工的郭建华马不停蹄地在单位里一干就是8年。他十分敬业，后来被一个名叫蒋英的女孩相中。婚后，日子过得虽不富裕，但郭建华深感知足。

　　2003年6月，蒋英正面临分娩。郭建华欢天喜地要做爸爸时，却在中南大学附二医院检查出患了慢性肾功能衰竭，也就是尿毒症晚期而住进了医院。

　　郭建华打工的单位为他捐献了5300元现金，但远远不够手术费。50多岁的郭田才四处筹钱为儿子做肾脏移植术，亲戚朋友的态度让老汉尝尽了个中滋味。当老汉颤巍巍地拿出那笔5万元的手术费时，已是老泪纵横。2003年10月1日，长沙市中南大学附二医院成功地为郭建华做了长达4小时左右的肾移植手术。

　　后面的“坎”比换肾还难

　　手术成功，全家人本应欢天喜地，可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做了器官移植手术的郭建华必须终身服用防止排异反应的药物。而药费每月高达2000元。郭建华虽说参加工作已有8年之久，可能因为是临时工的原因，单位没有按有关规定给他买社会医疗保险。本已债台高筑的郭家再一次陷入了无休止的困境中。

　　为了赚钱支付药费，妻子蒋英到东莞市的一个电子厂打工，孩子也带过去了。郭建华想提前结束休养，自食其力，他的主治医师、中南大学湘雅附二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彭龙开主任告诉记者，郭建华的愿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患者在器官移植之后3个月便可从事一般劳动。虽然说小伙子的身体已恢复得跟正常人没什么差异，可原单位长沙市邮政局运输科（现改为物流分局）因为他身体的原因无意再接收他。

　　说起现在的困境，郭田才老泪纵横：正月间，亲朋戚友来拜年，都不送物品而是送钱，想的是建华要钱吃药，你五十、他三十的。这个月捱过去了，下个月怎么办？借是没有办法了，动手术时已经借遍了。郭田才说，我六神无主了，还要提防儿子想不开，我已经从他枕头下摸出了一整瓶安眠药倒进了茅坑。

　　这是一个弱势群体

　　目前，我国约有150万尿毒症患者。晚期尿毒症患者必须做器官移植术才能得以生存。现在肾移植手术已趋于成熟，术后肾移植人存活时间最长已达26年左右；手术费用也有大幅度的下降。但肾移植术后的药物维持往往成为患者，尤其是家境贫寒的农民、城市的下岗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等经济困难的患者难以逾越的“坎”。彭主任说，像郭建华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

　　一位民政部门的负责人认为：对郭建华这样不幸的人，善良的人们会伸出援助之手，但援助只是杯水车薪，人们应该从体制上予以防患。他说的防患，一指外出打工时要记得与用人单位签定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按规定买好社会医疗保险；一指自己要未雨绸缪，经济上稍微宽裕就买好医疗保险；另外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考虑在用工政策上予以倾斜，提供一些患者术后力所能及的岗位。而一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作人员说，如果郭建华的自诉属实，那么即使他没有与原来的用工单位签定劳动合同，在事实上已经构成劳动关系，用工单位必须为其买好社会医疗保险，如果没买就必须承担责任。另外，如果医院认为术后不影响劳动，从道义上说，原来单位应该接受他继续工作。易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