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描述，使香港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通过CEPA，香港的各项优势将使正在经受全球化考验的中国内地获得宝贵的缓冲之机

　　作者: 雷剑峤 吴传震

　　在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之后3个月，温家宝来到了香港。“我应该来，”他感慨道，“而且应该再早来一点，也就是在香港最困难的时候来看看同胞。”

　　其实早在2003年3月18日，他就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我希望早一天到香港去，越快越好！”

　　此言出时，正是香港乃至整个中国SARS肆虐之时。到温家宝真正踏上香港土地的时候，SARS阴影已经逐渐散去。

　　但在香港人看来，温家宝没有迟到。6月29日，温家宝出席《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签署仪式。“有人说这个《安排》是一份‘大礼’。”温家宝在演讲中引用了这种说法，不过他马上作出了修正：真正的大礼是“中央政府对香港既定的方针政策都不会改变”。

　　而在当年10月14日，在新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引人注目地增加了“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一条。

　　这些迹象表明，在内地市场全面开放的背景下，香港虽面临经济暂时衰退的不利局面，但其在中国新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没有改变，还将担负更多使命。

　　对外开放的桥梁

　　尽管这是一个误会，但从1980年代初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地人的确普遍把来自香港的人都当作富翁。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下列一些数字有关：至今已有超过90％的香港企业在珠三角建立了工厂，投资总额达6000多亿美元，占香港境外投资的80％以上。那时候，香港企业成为内地的投资主体，那些操着蹩脚普通话前来投资的香港老板是内地的政府官员们最欢迎的客人。

　　那些获得热烈欢迎的香港老板们大多属于当地的中小企业，因为他们已经承受不起香港高昂的房地产价格和商务成本，被迫将制造基地迁移至内地。美国《财富》杂志举了一个例子：到1997年6月，一套距离市中心很远、毫无吸引力可言的600平方英尺的公寓住宅能卖到50万美元的价格。

　　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内地市场全方位地开放，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2002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6207.9亿美元，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为3255.7亿美元和2952.2亿美元。

　　在这样的大背景置换过程中，香港在中国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也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内地80％以上的外资与外汇来自香港，现在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50％与40％；1980年代，香港的GDP占中国的1／3，现在只占1／9。

　　这也与香港自身的经济状况有关。在香港，温家宝指出了香港经济的病根，“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这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失业率高企，财政赤字增加，都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综合表现。”

　　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意味着香港对中国经济没以前那么重要了，美国的《财富》杂志甚至提出了“谁还需要香港”的疑问。但事实上，在中国兑现WTO承诺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紧迫之时，香港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温家宝无疑看到了这一点，在访问香港的短短3天里，他曾经多次作出了类似的暗示。

　　去年6月30日，在考察香港大型基建工程的船上，他说：“香港要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外资进入香港的稳定环境。”同一天，在参观香港交易所时，他对于将香港证券市场比喻为“国际列车”的说法颇感兴趣，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交易平台，使内地企业透过香港上市，走向国际化……很明显，香港已被视为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所必须的桥梁。

　　实际上在此前后，温家宝都强调过香港作为“桥梁”所具有的优势：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有着广泛的国际经济联系、发达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市场体系和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这些优势不仅不能丢掉，还要继续发展。”———不难看出，这些优势正是一个资本引领者最需要的东西。

　　而“继续发展”的途径，温家宝也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背靠内地，从内地的日益繁荣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强有力的支持，发挥香港优势，保持自由经济特色，激发经济活力，增强国际资本吸引力，提高竞争力。

　　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认为，首先被“引进来”的将是一些急于进入中国的外资中小企业，他们可以在香港寻找合作伙伴协助开发内地市场或者在内地进行采购，毕竟香港的法律、会计准则与他们比较接近，而在这方面内地尚未完全与国际规则接轨。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也看到了这一点。香港总商会总裁翁以登认为：随着内地向香港进一步开放市场，内地将从香港获得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我无法统计这个数字，但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香港驻粤经贸办事处主任梁百忍说。

　　国内发展的推动者

　　温家宝在今年2月底阐释“科学发展观”时指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但在借助香港向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的同时，国内发展又将如何推动？

　　众所周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内需、出口和投资。

　　2003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8512.1亿美元，比2002年净增2304亿美元，其中出口4383.7亿美元，增长34.6％，居全世界第四位。但在今年，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经济过热，连续实行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可能会告一段落，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2004年拟发行的建设国债比上年减少了300亿元。

　　此时，内需的重要地位愈加凸显。可惜的是，内需明显不足。

　　因此，温家宝在香港言及内地经济形势时，第一个就把“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当作中央政府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最重要手段给提了出来，且语气坚决：“无论是克服当前困难，还是实现长远发展，立足扩大内需都是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

　　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世平认为，内需不足的关键是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国内市场。东部沿海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已经超过与西部和东北市场的联系，因此造成国内跨地区投资非常弱，经济发达城市对腹地的拉动也非常小。

　　由于曾经成功带动过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人们期望香港能够继续发挥资金管道的作用，将资金带到西部和东北。这个期望看来不算过高，CEPA签署不过半个月，包括新鸿基、恒隆、香港兴业、新世界、和黄、恒基、瑞安等在内的香港地产商们就纷纷加快了转战内地的步伐。

　　但内地的经济仍然存在深刻的隐忧。虽然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之一，但中国的工业化仍处于初级与中级阶段。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缺乏核心技术。“一船货出去，换回来几箱零件。”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这样形容。

　　同时，内地的服务业仍然十分落后。以经济发达的广东为例，服务业仅占GDP的40％，而香港的这一数字是86％。

　　乐正认为，香港发达的服务业与内地强大的制造业相结合，可以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整体经济的竞争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曾经被人寄以厚望的长三角的龙头上海正加紧延揽香港人才以补其不足。

　　在这一点上，温家宝亲自点了香港的名。“要进一步调整、发展和提升服务业，使服务业在实现香港经济振兴中更好地发挥带头作用。”他在建议香港“调整结构，优化产业”时这样说。

　　出口市场的过分集中，是中国经济的另一大隐患。中国产品出口集中于欧美与日本市场，不仅带来了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与反倾销事件的屡屡出现，而且也不利于中国的出口安全。国世平说：“如果欧美经济增长放缓，直接打击的就是中国的出口。”

　　规避风险的做法有两个：一是提出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这一点上，香港驻粤经贸办事处主任梁百忍认为，泛珠三角经济圈正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核心，而香港就像“苹果的核”，其圈中地位不言而喻；二是绕道香港，通过香港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解决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利用香港对国际规则的掌握解决反倾销问题。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谁都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内地的经济发展必须借力香港。

　　CEPA的意义

　　普遍的看法认为，温家宝这次香港之行的最大成果是签署了CEPA。他在签署仪式后的演讲上概括说：“《安排》文本包括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内容。基本目标是：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提高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

　　“从表面上看CEPA是送给香港的大礼，实际上它对内地的意义更重要，它使得国内市场提前与国际规则接轨。”国世平说，“内地对国际规则不了解，有时有排斥心态。配套也跟不上，比如诚信，比如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梁百忍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内地处在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在许多框架下有些概念与国际通行的有出入。“比如资金的金融调度，又比如合同法，国内与国外采用的习惯法差异较大。”他说香港操作规范，将在教育方面、法律配套方面与仲裁方面对内地有帮助。

　　香港可供内地借鉴的当然不只是法律。翁以登说，内地通过尝试向香港开放市场，可以获得丰富的管理经验，有利于内地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挑战。乐正也认为CEPA对内地意义重大。首先，可以引进香港的服务业资源；其次，借助香港与内地的公司合资来推动内地公司的人事制度、会计账务制度的改变；第三，借助香港的标准来制订内地的发展目标。“前一段时间，我们调查深圳的市民收入与国际之间的差距，结果发现美国使用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我们使用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这方面中国的目标体系还需要与国际对接。”

　　“从统筹的角度来看，CEPA签订的意义相当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暨南大学港澳研究所所长冯邦彦说。

　　也许用温家宝自己的话来形容香港在中国新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是最合适的。他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是面向世界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