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瞭望周刊记者 潘 燕

　　为什么说“发展”不等于ＧＤＰ增长呢？

　　有国外学者举过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说两辆汽车如果在乡村道路上静静驶过，对ＧＤＰ的贡献几乎为零；而如果两车相撞且造成恶性事故，那么好了，随之而来的医疗救护、汽车修理、购车、损失索赔、家属探视乃至丧葬服务等，都有可能带动ＧＤＰ增长。

　　ＧＤＰ增加了，而事件各方却并未因此改善生活，一些人甚至要承受痛苦。

　　——这样的增长，是发展吗？

　　因为极端，因为撇开了利益的枝蔓，这个例子很好地区别了一度在中国被混用的两个词：“发展”与“增长”。

　　而自ＳＡＲＳ之后日益清晰明确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强调的正是这样两个概念的区别。即，下一步目标，我们要的是发展，那种有“财富健康积累和人民幸福感增加”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或ＧＤＰ突进。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7％调控目标的确定，即是对这一发展观的践行。

　　这样一种发展观的提出，其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从“两会”代表、委员们谈及时眼中的真诚可以看出；从记者就此采访专家学者时他们由衷的兴奋和恳切中可以看出；而如果你是网上游子，点击全球最大搜索引擎Ｇｏｏｇｌｅ后，你会从近28万个与“科学发展观”相关的条目中看出。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发展战略面临重大转型时，如何使这千层之浪不随时间的推移“消弭于无形”，而是真正化作各级领导今后工作的思路和不竭动力，则有赖于在各级领导思想中，就“发展观”问题达成深度共识。

　　这种深度共识，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即以人为本，让发展温暖人心！

　　就此，“两会”期间，《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和代表委员，通过对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深层梳理，以期在思想层面有益于我们的读者和各级决策者。

　　共识之一：科学发展观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脉相承

　　●在发展理论上，不要将“科学发展观”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立起来，两者都是基于现实国情的必然选择，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同时也是党在执政理念上的重大飞跃。

　　采访中，如何在思想上廓清“科学发展观”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者的关系，成为很多专家学者首要谈及的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张志明教授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出，有当时的特殊背景。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及社会上依然存在着是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争论。相对于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左”的干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时的鲜明提出，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发展愿望，从根本上解决了“要不要发展”的问题。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教授则认为，当时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了短缺时代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

　　而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环境和社会主要矛盾均发生了极大变化。不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争论早已不复存在，就连短缺经济也已在上个世纪末悄然隐退。随之出现的，则是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日益拉大，科教文卫事业改革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状况与增长方式不相适应。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吕忠梅说，两个数字可以说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一是城乡收入差距。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之比为1．82∶1，去年这一比例则扩大为3．21∶1，而如果加上实际城乡各种税收福利差异，这一比例可能高达6∶1；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去年我国的ＧＤＰ增长占世界3％，却消耗了占世界30％的煤、36％的钢材，而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

　　这样的背景下，以往的“要不要发展”自然演变成了“怎样发展”的问题。而上述数字，则显示了“科学发展观”之于目前中国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确立“科学发展观”又是紧迫的。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肖建章说，本世纪前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考虑的。目前我国已进入这一征程的第四个年头，人均ＧＤＰ超过1000美元，世界发展经验表明，这一阶段是一个重要关口，如果不能实现全面的增长，发展将可能掉入“拉美陷阱”：即社会两极分化、法制不彰、经济长期停滞，甚至出现政治动荡。

　　既必要又紧迫，因而与“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样，新的发展观同样源自实践与现实国情，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延伸与发展。

　　新一届中央领导最早阐述“科学发展观”内涵是在去年4月的广州。面对严重的非典疫情，胡锦涛同志强调“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后，经过“七一”讲话、全国抗非典工作会议、十六届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不断的丰富与完善，终于形成了“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内容、以人为本为本质、统筹兼顾为根本要求的科学发展观”。

　　这一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是党在执政理念上的一个飞跃。

　　共识之二：不能只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理解统筹发展

　　●尽管经济增长仍很重要，但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如果只停留在“为经济而谈协调”的层面，仍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如何真正总结和把握科教文卫等领域自身改革发展规律，对于发展至关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党书记王恒勤认为，理解科学发展观，当然不能因此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毕竟，丰厚的物质基础是我们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倡导全面发展而不气短心虚，也正因为11万亿元ＧＤＰ的殷实家底。但在这里，我们不想就这一问题多谈，一是因为很多人已就此做了深刻阐述；二是因为在现有政府体制和利益机制下，即便不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的现实意义，各级领导也都心领神会，不会放松。

　　而与之相应的另一面人们却很少谈到，即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为经济而谈协调”的层面，因为从根本上讲，人的幸福感除了财富、健康等物质需要外，同样离不开文化艺术的精神滋养。所以，那种就经济谈“科学发展观”的做法，思想上仍没有真正理解“以人为本”，体现在实践中，也会因忽视对科教文卫等领域自身改革和发展规律探索而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发展。

　　在丁元竹看来，这些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经济沙文主义”，从经济的角度谈社会、从经济角度谈文化，仿佛经济无所不能，而事实上，那种以为经济发展了，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思想是不符合当代发展实践的，这方面，拉美国家以往的教训就很深刻。

　　我国科教文卫事业的改革发展滞后，从近年来我国政府文件中谈及此时的“简练、概括和鲜少变化”即能看出：谈经济可以非常深入细致，新问题新思路年年不同，其中的若干争议性判断甚至常常在经济学者和媒体中引发讨论。而涉及到科教文卫，则往往是寥寥数语高度概括。一般人读后，很难从中看出该领域这一年到底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症结在哪里，下一步怎么解决等。

　　一些重要的发展指标在这些领域没有如期完成，比如教育投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赵长茂告诉记者，90年代国家制定的教育发展纲要中，规定2000年教育投入应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事实上，当年这一比例仅为2．87％，2002年也只达到3．41％。关乎中国未来竞争力的教育事业，不仅没能随着经济的高增长有较大的飞跃，反而出现农村儿童辍学率增高，城市教育资源向少数地区和人群集中等问题，升学择校日益普遍，一般家庭对教育投入的精力和费用已不堪负重。

　　因ＳＡＲＳ事件，公共卫生问题得以集中体现。首先是投资总量小：2000年我国的公共卫生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2．7％，而美国这一年为13．7％，德国10．5％，古巴6．3％，印度5．2％；其次是分配不公平：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曾就公共卫生投资的公平性做过调查，在世界191个国家中，中国倒数第4，也就是说排在很多经济增长远不如我们的国家之后，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被列入世界上公共卫生投资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

　　文化教育发展的滞后将影响更为深远，因为这不只是文化教育产业产值高低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道德水准和国民素质。比如随着经济增长，我们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而中国游客的海外形象却令人不敢恭维；比如城市地铁越来越发达，而车门一开蜂拥而上、年轻人不给老人孕妇让座的问题却日渐普遍，80年代初屡屡被媒体讽刺的不文明行为，今天已几乎成为年轻白领的生活常态；而网上随处可见的谩骂、不负责任言论和一夜情泛滥，则昭显了现代公民教育的深度缺乏。张志明说教育现代化不是指你的高校有多大规模，而是你培育了多少成熟的公民，塑造了多少能对自己的政治、经济乃至私生活行为负责的成熟公民人格。

　　共识之三：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的践行难度

　　●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科学发展观”的践行难度，如何在资金尚不充裕，转型尚未完成的体制下形成经济增长与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有赖于各级决策者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百折不挠的坚韧品质。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调控目标定为ＧＤＰ增长7％，新增就业岗位900万个；而去年高达9．1％的ＧＤＰ增长，新增就业岗位仅850万。

　　ＧＤＰ增速放缓，就业指标却反而增加，很多人对此不解，而在从事经济和社会福利研究的丁元竹看来，这样的提法“非常之好”，正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发展思路。

　　“其实就业不一定仅通过增长实现，欧洲的荷兰和英国，就有至少10％的就业岗位产生于非赢利部门，比如社会组织、福利机构等等。而这部分，恰是我国所亟须发展的；与此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对于吸纳就业也非常重要。我国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较低，而这部分是公认的就业弹性系数较高的行业。如果能想办法平衡目前较大的收入差距，则服务业的发展将有较大空间。”

　　在这样一个增长与全面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循环中：增速适当放缓是第一步。“两会”期间，有委员计算7％的增速，大概可以新增500～600万就业岗位；其次，增速减缓后，可以腾出一部分财力物力去发展社会事业、支持农业，这样既增加了这部分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也提高了以往相对弱势群体的收入，收入增长将带动消费，从而刺激服务业，服务业增长，将再次吸纳就业。

　　这样一圈循环下来，比单纯的追求较高ＧＤＰ增速更切合中国现实：首先，就业数字没有减少，其次，以往的“短腿”部分，比如农业、各项社会事业、服务业都得到了相应的上调，第二产业增速过快造成的能源资源紧张局面有所缓解，同时有利于平衡投资与消费的不协调。

　　而上述发展思路，正是目前我们各级决策者最急需学习的。

　　事实上，经过20多年对于经济增长的孜孜以求，我们各级决策者在头脑中已形成了“抓经济第一”的思维定式。虽然多年摸爬滚打形成了一些市场观念，但急了就直接插手的做法还是屡见不鲜。这样一种背景下提出“科学发展观”，对各级决策者的要求无异于连跨两级：一是继续完成从计划时代直接管理经济到市场经济间接调控的过渡；二是从以往的生产建设型管理者向公共服务型管理者过渡。

　　采访中，“两会”代表委员认为这个跨越是巨大的。因为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相对容易，你可以不管不顾；而要在增长的同时兼顾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则无异于“带着镣铐跳舞”，也恰在这种统筹兼顾中，才能看出一个领导者驾驭市场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高低。

　　再加上资金并不充裕，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科学发展观落实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上述情况，在丁元竹看来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还在于利益的调整，即如何调整各级干部多年来与经济体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科学发展观的践行需要政府切实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换，而在官本位思想和利益联系紧密的背景下，完成这种转换不是去培训一下、读两本公共管理的书就能完成的。”

　　采访中，“两会”代表委员对此也深有感触。事实上，以往我们制定的部分改革目标之所以没有达到满意效果，也大多源自这种利益调整的艰难。

　　而在另一些代表委员看来，能够充分认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难度，本身对于各级决策者就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懂得了难，才会为克服困难进行充分准备，才能开动机器，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也只有这样，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共识之四：为科学发展观营造民心沃土

　　●通过教育引导，将“科学发展观”深植于人民内心，这既是对各级决策者工作的督促，也是这一发展观得以真正落实的深厚土壤。

　　用科学发展观教育引导人民，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培植深厚的土壤，是《瞭望新闻周刊》就科学发展观进行采访时获得的另一重要启示。

　　最简单的例子是环保意识的培养。如果我们的百姓都有尽量减少垃圾和垃圾分类回收意识，那么，用温总理的乘法思路，每人每天减少一点垃圾乘以13亿，中国不知道会减少多少个垃圾山；还有节约能源，如果都养成随手关灯的习惯，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会大大增强。

　　这又牵扯到教育问题。张志明说德国的孩子从幼儿园起就学习垃圾分类，长大后环保意识非常强；而我们的教育则不够尊重教育规律，小学时讲爱国主义，上了大学却要回过头来再学不随地吐痰。

　　而这种看似无形的东西，实际上却在消耗着社会资源，比如天安门广场随处可见的口香糖残留物，在影响我们形象的同时，政府要花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清除。

　　还有交通规则意识。如果所有人都遵守交规，不逆行、不翻越跨栏，目前用于分开上下行道路的隔离栏就不必绵延到各个城市，节省下来的铁矿石，可以用来生产更具附加值的产品。

　　具体到经济领域，丁元竹则认为除了与科学发展观息息相关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外，大众的消费意识对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增长也非常关键。

　　原因很简单，因为消费决定生产，百姓有什么样的消费意识，就有什么样的产品供给。

　　比如汽车消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家，到底该不该鼓励汽车进入家庭？还有住房，动辄复式跃层的超大居室，到底符不符合人均国土面积稀少的中国国情？这是高层该考虑的问题，但也与大众的消费意识密切相关。

　　谈及2020年的全面小康目标，人们最常算的一笔账是，ＧＤＰ要保持在年均7．2％以上。这个数字，对于习惯了七上八下的国人来说，很难唤起紧迫感。倒是那些被我们忽略、但同属“全面小康”题中之义的内容，让我们难以放松：比如更充分的民主权利和更健全的法制；比如普及高中教育、消灭文盲；比如“人民拥有更高水平的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以及“不断增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而所有这些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各级决策者和人民，能否真正读懂科学发展观，并将之扎扎实实地落实下去，真正让发展以人为本，温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