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观潮之薛涌专栏

　　中国的首位太空人杨利伟对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坦言在太空中看不到长城，但小学的语文教材上的散文“长城砖”分明说能够看到。于是政协委员提案要求修改教材，教委立即叫停此文，一时间制造了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热点。更有人忧心忡忡：我们的教材里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荒谬的“长城砖”，应该是彻底把它们取出来的时候了！

　　笔者担心的，并不是“长城砖”这样的文字放在教材里，也不是教材里还存在多少这样的“长城砖”，笔者担心的是取出这些东西的方法。要知道，远在政协委员提案之前，有学者就写过文章对从外空能够看见长城一说提出置疑。但是有关部门并没有理会。直到此事闹到政协，才见到行动。

　　中国的统编教材，大概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教材了，影响面甚广。笔者从来不敢说它不重要。但是，像“长城砖”这样的事情，民间社会应该有能力自己解决。用什么样的教材，应该由公众来讨论，特别是家长要积极参与。而编教材的人，也应该迅速对公众和家长们的意见作出回应。但现在看来，至少在政协委员提案之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的人关心。即使有人关心了，有关部门也不重视。这里暴露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养成参与公众事务的习惯。

　　怎么教育孩子，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这种能力，又维持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秩序。比如一般美国中产阶级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参与之深，常常令笔者吃惊。许多家长要把孩子的教材仔细读一遍，发现违反自己的价值观念的地方或事实上的错误，马上与学校交涉。也正是因为如此，基层社会才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教材的编写者们想不到的问题，对改进教材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则完全没有这样的习惯和程序。采用什么教材，完全指望上面的一个权威定夺。这次有了“长城砖”的问题，又有学者提出改革教材编委会的构成问题。说白了，还是要再树一个权威。其实，不管是什么权威，毕竟接触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思路有限，精力也有限。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听什么权威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权威的问题。

　　而这也恰恰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被动地接受权威的习惯，已经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比如，一些要求拿掉“长城砖”的人士指出：把不真实的东西教给学生，学生明白真相后会有一种上当感，觉得书本是不可靠的。可是，这些人忘了：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相信书本，而是让他们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能够置疑、挑战书本。

　　笔者若是个小学老师，对“长城砖”这样的文章出现在课本里就不会感到太不舒服。难道杨利伟说他看不到长城，你就可以据此告诉学生从外空看不到长城吗？因此，最好的办法，还是告诉学生，宇航员在外空距地球至少300公里，然后让学生自己爬山，看看300公里以外究竟能够看到什么。当学生自己看到事实后，我们还要问学生：为什么会产生在外空能看见长城的这样的神话？为什么会有红太阳的概念？这才是教育。

　　“长城砖”这样的事情，不管在哪国的教材上，永远也不会根绝。关键是如何把这些“长城砖”清除。以笔者之见，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自己来清除。其次是社会(特别是家长)自己清除。最糟糕的，是上面下行政命令清除。因为这表明大家还是习惯被动地接受权威，还是对公共事务冷漠，孩子们还是缺乏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本期专栏作者介绍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传播学硕士

　　薛涌：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