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冀文海

　　ＧＤ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ＧＤＰ的增长，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但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如果还是仅仅以ＧＤＰ作为经济发展的标志，而忽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和互补作用的话，我们将陷入惟ＧＤＰ论的误区，整个社会的发展将会受到延误，还可能助长干部的浮夸作风，全面建设小康的任务将不可能完成，严重的甚至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崴在提案里发表了上述意见，并进一步指出了传统ＧＤＰ存在的四大误区。

　　第一，ＧＤＰ增长不等同于社会福利的同步增加。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在人类经济活动量增加的同时，人们寻求的只能是他们真实福利的增长。而福利的增长至少有以下前提：降低不安全感，使每个人及家庭能够在经济活动中受到法律保护，且得以应付失业、老、病、意外事故等；社会向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如教育），保证个人及家庭的最低收入水平等等。这些先决条件的保障，既不能简单地从ＧＤＰ的增长中反映，也不是说ＧＤＰ的增长便能自动提供的。这说明，社会福利的发展不一定与ＧＤＰ的增长同步。

　　第二，ＧＤＰ的增长，不等于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公平。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判断经济和社会形势不能仅看表面的繁荣和热闹，不能仅看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看结构的变化和协调。这个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文化结构。我们现在也关注结构问题，但兴奋点过多地集中在“加快国企改革”、“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提升市场化程度”等等问题上，至于关系广大民众基本利益的就业、教育、医疗、分配、生态等结构变化是否失衡就有些麻木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就非常典型地提醒和反映了公共卫生系统方面的失衡：1980年中国政府在卫生的投入占ＧＤＰ总量的1．1％，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6％。到90年代的中后期，政府卫生投入占ＧＤＰ总量反而下降到0．7％－0．8％，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在2000年更是下降到只占15％。造成公共卫生系统削弱的原因当然不只一个，但最重要的是没有对社会公共产品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个误区，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了一些地方政府将ＧＤＰ当做惟一的追求目标，从而忽视了增长的质量、增长的代价和增长的公平。这种争相追逐ＧＤＰ增长的策略，必然造成各级政府更重视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部门，而忽视了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部门。

　　第三，人均ＧＤＰ有可能模糊了人们对贫富差异的认识。当前我国ＧＤＰ的增速以及财富的增速的确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这个增速仅仅表明“钱”越来越多，而并不等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钱越来越多”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一回事。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分歧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随着ＧＤＰ的较快增长，物质和货币财富当然在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面对悄然增长的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群体以及快速攀升的基尼系数，我们的ＧＤＰ能够反映出来吗？不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指数，恐怕不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测量指标。

　　第四，ＧＤＰ作为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还有水分。ＧＤＰ有否虚报？据说在一些农村，将稻草、人畜粪便等都折成收入计入ＧＤＰ，因为稻草可以作燃料做饭，粪便可以作肥料。殊不知农村现在很多都不烧稻草和浇粪便了，这些ＧＤＰ也就肯定是虚报了。从城市里看，保姆、家教、私人房屋出租、私人装修，以至一些咨询、中介、广告机构等收入，绝大多数没有计入国民收入中，这就是说，ＧＤＰ存在有漏报的。再加上两地重复计算收入的、统计口径不一致的，以及由于地方产业结构质量差导致ＧＤＰ不成比例的等等因素，中央或省统计部门对各地报上来的ＧＤＰ都总要扣除很多水分，不能简单地累加作为全国或全省的ＧＤＰ总量。这对ＧＤＰ的可信度确实是大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