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泉:刚刚开过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的修正案,这次的修正案当中把我们近几年以来在实践当中的许多科学的经验都载入到宪法中去。其中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一次写入宪法,这件事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是一件大事情。在中国的人权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是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理解和贯彻宪法当中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问题,不只是从这一条款当中来理解,我觉得应该从我们这一次整个宪法的修改和宪法的整体内容去理解、把握。宪法的总纲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一实质,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我国政权的本质,从根本上就是为着人民的,是由人民来当家作主的政权。在我们宪法的许多条款当中,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宗旨从各个方面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如何更有效地实施,更有效地管理这样一个国家。比方说在总纲之后的第二章,专门谈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这一次的修宪当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入了宪法,把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列入了宪法,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等等都列入了宪法。这许许多多的方面,都跟尊重和保障人权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重要关系。所以我们理解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的时候,必须从宪法的整体、精神实质和各项条款做综合性的全面的理解。宪法本身就是人民的宪法。
中国的人权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孔子孟子的朴素人权思想,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权应该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跟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的。
杨正泉:我们在学习和实施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要从我们的历史发展方面进行全面的理解。人权问题,在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都含有丰富的人权的思想和人权的理念,我国古代的许多个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以人为本的问题,提出过“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 ,提出过仁者爱人,也提出民可载舟也可覆舟。要求当时的统治者要赢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主持人:那您认为当时孔孟这些说法是否也可以认为是朴素的人权思想,或者中国的人权史从当时开始?
杨正泉:我同意说这是一个朴素的人权思想和人权理念。但是跟今天人权的概念还不完全相同。近代人权概念的提出,是起源于文艺复兴的时候,在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当时的封建阶级和神权的统治,提出了自由平等这样一些问题,它是向封建阶级和神权要自由、要平等而提出来的。这对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个时候明确提出了人权的概念。人权这个概念进入到中国是在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二十世纪初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了西方列强的侵入、剥削和压榨。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把眼光转向了国外,来寻求中国的治国之路。西方的一些人权观念开始引入中国。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人权是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争取中国人的人权,争取人民的人权。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权应该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跟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提出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争取民主和人权,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斗争。国家的主权是人权保护和发展的一个前提。当时中国正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以对外争取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对内争取民主和人权。这段历史,常常是不被人所了解的。因为在当时来讲,国民党和西方敌对势力都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种种的歪曲、诬蔑。比方说当时说中国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是共产共妻,把共产党描绘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洪水猛兽。这种影响在西方社会当中,在有些人的头脑中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坏影响。而实质上,正如前面所说的,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为主权和人权而斗争的。
(来源于中国人权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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