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宏毅

　　一、经济全球化使世界人权事业面临新的巨大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迅猛发展，科技革命加速前进，特别是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日新月异，业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体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有力地促进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是人类的一大进步，对于加速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由利与弊铸成的“双刃剑”。特别是在当前条件下，这种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在旧的经济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资本寻求增值，追求投机暴利，不可抑制地向全球扩展，产生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给世界人权带来严重威胁。

　　首先是加速了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2000年，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而占全球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仅拥有14％的份额。富国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而在贫困国家里还有1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一个令人吃惊却并非偶然的事实是，“世界上200个最富有者的资产比之在经济阶梯另一端的20亿人口所拥有的收入总和还要多出许多。”(1)60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人类四大自由”中关于“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人类生存权的主张，至今未能实现，某些方面反而变得更为严峻。其次，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日益脱节，环境退化与经济全球化同步。面对全球化大潮，一些人过分强调市场意义上的全球化而忽视全球化的政治和社会目的，忽视全球化过程中的人权问题，导致市场、资本、技术和公司主宰一切，而世界整体的社会进步，人类大多数的基本权利及国家主权受到很大忽视，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诸如各种犯罪活动全球化、环境污染全球化、移民全球化、传染病全球化，毒品买卖全球化等等。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2000年6月说，“可能是全球绝大多数人口没有像‘全球化’所承诺的那样从中受益。”“由于全球化的‘不良影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它已使得许多人受到伤害。”

　　由此，经济全球化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即如何使这种全球化成为推进全体人类福利的动力而不至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其它权利的破坏力，这是世人高度关注的大问题。难怪近年来从美国西雅图到华盛顿，从捷克的布拉格到瑞士的达沃斯等等地方，每当举行有关世界经济的会议，总会引发反全球化浪潮的抗议活动。许多示威者提出反对富国剥削穷国的口号，矛头直指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西班牙《起义报》最近指出，“国际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的问题：抢劫、绑架、谋杀……穷人在犯罪、移民在犯罪、边缘人群在犯罪。”该报引用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在其新著《21世纪的战争》中的话说，在超级大国的周围，已经产生了一片巨大的边缘地带。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贫民窟”，充满着新的冲突、恐惧和威胁。“这些恐怖主义者的精神食粮是奇怪的、足以引发重大暴力事件的精神病毒。”新的战争从而诞生，“它们是不可见的战争，不是战场上的两军对阵，而是全面的社会战争：55亿穷人与5亿富人之间的战争。”(2)尽管，拉莫内的话不尽准确，然而，却道出了今日世界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人权正面临着新的巨大的挑战。

　　二、东方传统美德将为推进世界人权提供新思路

　　面对经济全球化下的上述严重问题，人们越来越感到目前西方某些价值观的弱点和无能为力。这里说的不是西方全部价值观，而是某些价值观。事实是，西方价值观中不乏珍贵品，我们在后面还会涉及。但其在一个关键点上却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那就是个人主义，特别是掌握经济命脉的各类工商业巨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个人主义。正像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作者莱斯特·瑟罗所指出的，资本主义除了贪婪和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外，并无其他指导思想。他说，“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承诺最大限度发展的学说，它只承诺尽力满足个人的偏好。如果这些偏好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违背，也别管它”。他发问道： “一种极端的短期个人主义的学说怎样去强调长期的群众利益?”他甚至不无悲观地认为人类在面临如此众多严重问题的今天，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缺少一整套能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与价值观，结果是，“最终，有一代人将无法在变化了的地球环境中生存。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想采取任何措施防止自身的灭绝也为时大晚了。每一代人都做出了正当的、资本主义式的决定，然而最后的效应则是集体的社会自杀。”(3)

　　全球化时代呼唤着全球性解决办法。目前，在国际政治领域一个崭新的概念即“全球治理”， 已经兴起。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西方文化板块也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其中一部分国家支持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机制，而另一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违背全球治理。(4)那些主张全球治理的人们正在呼唤着代表全球进步方向的道德标准而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最有代表性的，恐怕是1997年《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的一些提法。《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的起草人中包括世界许多著名政治家，像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人。《宣言》起草人呼吁：要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个体和整体、眼前和长远的关系，指出，如果一个人或政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众多人将受损。如果人类靠掠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那么，下一代人将受损。”“坚持独享权利会造成冲突；……忽略人类责任会导致目无法纪和混乱。”出路何在呢?《宣言》提出了

　　“所有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都必须在团结一致的精神下，对家庭和社会以及民族、国家和宗教负责，”这种精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密特甚至把这个“古老的规则”称之为“黄金规则”。他认为，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牢记这一黄金规则，并付诸行动。

　　我们记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古老规则的提出者正是 2000年前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夫子。他的这一思想在今天被世界有识之士所公认并冠之为“黄金规则”，不能不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东方传统道德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而《宣言》中一再强调的对社会、国家、民族、宗教等等负责的精神恰恰反映了东方传统美德的核心一一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其它各种美德无不与此相关并以此为出发点而展开。我国古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的名言；宋代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体观出一种强烈的为国为民的整体主义精神。也正是从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关系上，东方传统美德强调先人后已、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尽责。因此而有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际关系主张，以及代代相传的“见利思义”，“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等至理格言。在今天，这些都已上升为我们社会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传统美德基础上，造就了象雷锋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他身上表现出的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勤勤恳恳、忠于职守、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思想内容，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和升华。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也得到体现。突出表现之一是对待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态度。当时危机袭击了泰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继而波及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许多国家经济滑坡、货币贬值。有的西方大国落井下石，有意加剧亚洲金融危机。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本可以使人民币适当贬值，以保障本国的经济。但是中国政府坚决表示，将竭尽全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决不在“火上加油”。中国为制止亚洲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法国总统希拉克说， 由于中国“高度负责和合作的态度”，亚洲危机才没有进一步蔓延。他说，“如果不是中国决定维持其货币的汇率，主动承受这样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的严重制约，亚洲危机将对整个世界造成灾难性打击。”(5)

　　可以说，正是中国政府在对待东南亚危机上的道德因素，为捍卫亚洲和世界许多地区人民的生存权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事实上，整个东亚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受益于东方传统美德。即使同样是资本主义，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儒家资本主义”，仍然融入了不少集体主义价值因素，不仅为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且从长远看，也将为经济全球化作出积极的贡献。当然，对于东方传统美德究竟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今天仍有争论。有人认为，既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认为中国的儒教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从本质上讲都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难道今日儒教思想中的珍贵品倒会对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作出贡献?我国有些学者至今仍主张“人类社会(世界)的大方向究在何处……简单一句话，就是‘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几乎持完全否定态度。

　　针对上述看法，有两点必须加以说明。第一，我们绝不是盲目地无分析地对两千多年前诞生并延续至今的儒家思想全盘接受并用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我们只是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其中的优良道德成分一旦形成并不断传承下去，必然会发挥其独特的积极作用。整体主义的思想就属于这一类。第二，文化、道德等到底在每一历史阶段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要视其对当前及今后经济社会发展起推进还是阻碍作用，对人类福祉是保护还是起破坏作用而定。以整体主义为特征的东方美德显然是适应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试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人们所想所为如果都是从个人出发，而不顾及自己的责任和全社会、全世界的共同利益，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能造福于全球吗?难道不是东方整体主义的美德倒是更能适应于这种需要吗?如果说以往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整体主义思想带有古朴的性质，那么今天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将作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产生，服务于全人类福利和推进世界人权的强大思想武器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三、东西方传统美德将携手并进

　　当我们强调东方传统美德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积极作用时，绝无否定或贬低西方道德优良传统之意。对于西方文化例如美国文化中反映出来的革新精神、奋斗与竞争精神、民主平等精神，“沃伦梯尔”(志愿者)精神以及求实态度等等，均应很好地学习吸取。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是世界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的交流碰撞和吸取。世界上所有文化优秀品的汇聚与交融，将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健康的环境。关于这一点，世界上有识之士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例如，2001年底美国《外交》杂志上刊登的哈佛大学迈克尔·伊格纳杰也夫教授的一篇文章《对人权的攻击》中就认为，目前对于西方的人权普遍性的文化挑战正在兴起，这来自三个方面：来自复兴的伊斯兰教，来自东亚，以及来自西方内部。他反对西方文化可以垄断一切的主张，而认为“没有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必须有道德上的全球化”，他主张“停上把(西方)人权作为王牌的想法”，而应争取一个“人类真正道德平等的世界。”(6)我们欣赏他的这一主张。

　　注：(1)杰伊，梅热：《劳工的新国际主义》(JaYMazur，Labor，sNew Internationalism)，(美)《外交》2000年1／2。

　　(2)见西班牙《起义报》2002年10月1日文章，题：21世纪的战争。

　　(3)(美)莱斯特·瑟罗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303，297页。

　　(4)参见《全球治理与欧美分歧》，《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0期。

　　(5)法新社，美国伯明翰，199g年5月17日电。

　　(6)迈克尔·伊格纳杰也夫：《对人权的攻击》 (Michael lgnatieff，The Attach on Human Rights)，(美)《外交》2001年11/2月。

　　（东方文化与人权发展国际研讨会　2002年10月29日－30日）来源于中国人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