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信息中心发展战略处高辉清（以下简称高）

　　本刊记者：图丫

　　记者：中国经济还有一条短腿，重工业还需要补上，所以东北没有理由沉默。

　　高：自2003年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都是一些重工业，这种拉动跟前几年国家用财政支出打强心针的方式支持不一样，它是靠市场需求本身去拉动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就是重化工时期，这给中国带来很多机遇，但是也是一个挑战。

　　从产业的发展规律看，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纺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向前发展。在这条产业转移的链条上，中国正处于"轻纺工业-重工业"这样一个阶段，重工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基本是处于一个自发性、分散无序的发展状态。由于没有形成产业聚集效应，我国的重工业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都难以有效提高。而如果没有强大重工业作为脊梁的话，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世界工厂"地位将永远无法真正确立。所以，振兴东北，重建中国重工业基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们的重工业发展需要我们自己的力量，需要我们自己的技术做支持才能比较健康，要发展自己的产业，发展自己的技术。从更大的意义来讲，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技术，就不会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国没有自己有竞争力的企业，经济发展，工业发展就是瘸腿的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这条腿撤走对中国来说就会面临像现在其它国家出现的危机，导致整个经济的瘫痪，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条腿补上，把别人的腿逐渐换成自己的腿。

　　记者：但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并不多，尤其重工业的层次比较低。

　　高：东北三省的布局不是从经济合理性来考虑的，布局的时候咱们刚刚解放不久，那时候考虑问题是从国际形势，从政治来考虑的，在东北三省是最安全的地方，当时也有基础，日本在满族国捣腾了很多，也培养了一部分工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它的决策是合理的，如果当时把这个东西建在东南沿海，一打仗就完了，但是时代在变化，它的方式没变化，这就越来越使得计划下的产物由合理逐渐变得不合理，最后变成一个负担，这是由于我们没有与时俱进的发展，调整我们的产业的空间不足，没有按照市场规律让市场的力量去调整。

　　国有企业，往往是不想搞技术开发，而且想搞短期行为，因为技术开发是长期投入，短期之内没有收益，往往要十几年，栽树的领导收获不到，领导的每一届任期都很短，他必须有投入就很快有收获，为他人做嫁衣，一般人不爱干。这是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带来的，所以很多经济方面，技术方面的问题不是出在技术方面，而是出在体制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快国有体制改革的很重要的原因。

　　决定投不投的是领导，这个领导人任期很短，他不愿意做长期性的事情，他宁愿把这个品牌跟别人合资，卖给外资就能见效，他宁愿把这个东西融资上市把企业做得很好，他不愿意做长期的事情。

　　记者：现在大家都讲要转换机制，什么样的机制是适合东北地区发展的？

　　高：过去大家一直认为美国市场化的模式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从美国的新经济危机到美国华尔街丑闻一系列问题，发现美国的市场经济也有问题。

　　中国曾经想学韩国，但现在韩国大企业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它跟美国是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他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现在世界都在讨论市场经济应该是什么模式比较合理，

　　再一个全球的资本市场现在比较混乱，无论是汇市还是股市都处在多变的阶段，传统的市场吸引力明显降低，新的市场还有待开发，2003年中国成为全世界资本吸收最快的国家，应该说是偶然因素，并不意味着大量的资金会持续流入中国，现在新的机会也处在不断变化动态的阶段，新的投资市场也往往很难确定。

　　中国是一个亮点，但它不足以吸收所有别人逃离传统市场的资本，远远不可能达到这一步，全球的资本变化也有问题，它的贸易变得无序了，过去美国极力主张全球自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但是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变得很保守，它再也不鼓励全球经济化了，什么东西有利就怎么做，它自己国家的法远远高于国际法，动不动就挑起各种各样的保护法，引起国际摩擦，使得整个经济贸易秩序更加不可琢磨，在这样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是这样，国际资本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制造业，包括高新产业都慢慢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入，这个趋势处于初步的阶段，很多还处于摸索的阶段，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如自由贸易区的不断建立，多种形式的协议签订，这就直接影响了国际产业在区域分布的移动，也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都使得国内的企业面临的外部竞争很混乱，对国际市场的把握，对国际合作伙伴的选定，对国际市场的开拓，都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同时来自外部企业的反倾销，倾销，或者外资的进入并购，这些问题都很大，会影响整个企业的发展，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整个市场都像一个大的漩涡，都在积极运动，但是没有多少规律。

　　记者：国内有哪些要吸取的教训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高：市场机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整个市场所涉及的范围内调配资源，并将原本相对独立发展的经济体逐步融为一体。我曾经把不同的经济体比喻成"盛有液体的不同容器"，而把市场机制比喻成"连通容器的导管"。不同的容器一旦被导管连通，液体的水平面就会产生向同一高度变化的趋势。如果容器中液体的水位高，则就应该会有所下降。这方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香港。

　　应当说，香港的优势有目共睹。曾荫权先生曾自信地总结说，香港集中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优势：除了与内地是最密切的经济伙伴外，香港运输网络四通八达、中英双语并用、商界对内地和国际营商环境同样熟悉、法律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完善、资讯和资金自由流通、公营部门效率高而廉洁、简单的税制和低税率、治安良好、生活自由、富有国际都会的气息，等等。然而，这一切似乎也无法阻挡香港经济年来的下行之旅。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香港的通货紧缩状况持续多年之久，至今没有完全好转。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回归祖国，经济上开始与大陆融为一体，"水平面趋同"效应开始出现，过去具有的中国大陆的窗口作用逐步消失，而高成本带来的弊端却开始显现。所以，尽管中央政府为了支持香港经济发展，不断地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但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这一切难于阻挡香港最后定位为中国一个沿海城市的发展趋势。在这过程中，要想缓解香港的阵痛，最好的方法是快速提高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与香港的落差，而不是现在所采取的"穿草鞋的救济穿皮鞋的"做法。

　　记者：您的"水平面趋同"效应的观点很新鲜，在您看来，东北将会向什么样的水平面趋同？

　　高：在中国，受各种原因的影响，东北经济这个容器所具有的水位并不算高。过去曾经多年工业总产值居全国首位、享有"辽老大"美誉的辽宁省，近年来已降到全国第10位左右。2001年，东北三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0626.6亿元，几乎与广东一省持平。而且，东北三省大量国有企业长期亏损，扭亏乏力。这就明显看到东北老工基地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这根导管之后，在"水平面趋同"效应作用下，东北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理应向上走。

　　东北应该加强跟国内整个市场的连接，打破地方垄断的经济格局，北京也应该有所动作，因为东北从地理位置来讲，最好的渠道是通过北京这个枢纽。东北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首都的经济转型和改革。

　　与中、西部地区所不同的是，东北基础好，人口多，素质高，并不需要一切从零开始，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转型而已。当然，转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一件非常漫长而痛苦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德国鲁尔工业区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

　　记者：中日韩三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互补，这样看来东北亚是有合作前景的，东北应该如何加强跟国际市场的连接？

　　高：东北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比较独特的，它独特的就在于日本，韩国和中国，三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合起来在全球来说几乎是可以跟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实力相抗衡，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未来可预见，20年内仍然可以保持全世界最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人口是全世界最多，如果作为一个地区来讲，它的市场也是最大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但在全世界，按照GDP排名前30名的国家里面只有三个国家没有加入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这三个地区恰恰是东北亚的三个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从环黄海合作圈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就能更加清晰体会到振兴东北经济意义之深远。2003年7月份，韩国总统在华访问期间提出了一个非同凡响的新概念，称中韩是"东北亚时代"的中心。大家都知道，21世纪被誉为是"亚洲人的世纪"，而亚洲的中心又是东北亚地区。如果中韩成为了东北亚的中心，实际上也就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中心之中的中心"！

　　记者：中韩成为东北亚的中心无疑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是一个可望实现的设想吗？

　　高：它在现实中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从必要性来看，区域合作已成为世界潮流。由于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的失败，"全球经济一体化"运动从上世纪末以来实际上已经宣告暂时中止了，许多国家出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退而求其次，开始热衷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其次，从可行性来看，中韩两国的经济具有一定互补性。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看，各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移大体都遵循着同一规律。经济的主体结构沿"农业-轻纺工业-重化工业-IT高新技术业-服务业"这样一个路径发展。目前，中国正处于由轻纺工业到重化工业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而韩国正处于由重化工业到IT高新技术业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在世界产业的链条上，韩国正好领先中国一个环节，具有天然的衔接性和互补性。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已能看出未来东北亚地区地位之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振兴东北经济，不仅能更好地分取东北亚时代的红利，而且也能够在其中取得更加有利的国际地位。

　　（来源于《中国改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