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灿烂无比的荣耀和辉煌就这样抽身而去，躲藏进历史的最深处，并且拉上了厚重的大门。
一个过去气壮山河的经济巨人蜷身在共和国版图的一隅，默默地注视着更多新经济巨人的成长，间或用抖动的手抚摩一下往昔岁月留下的沧桑皱纹。

本刊记者：涂名

共和国的坚实脊梁
　　这里是300多年前北方民族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龙兴之地”。
　　这里是100多年前山东、河北破产农民背井离乡，荡漾着希冀淘金的“关东”。　
　　这里曾是伪“满州国”爱新觉罗·溥仪1932年的全部踌躇满志，“满洲是全亚洲最富饶的地方。”
　　这里曾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
　　这里曾是日本军国主义垂涎的所在，“宁可放弃本土，也绝不放弃满洲”。　这里，一亿多黑、吉、辽民众的家园，世界的东北亚，是祖国迎接每天第一缕阳光的地方。
　　作为抗美援朝的大后方，东北的发动机从未停歇；人民解放军10万转业官兵开进北大荒后，劳动的号子从未停过；156个大型援建项目上马后，“大工业”以鞍钢、一汽、沈飞、东重为承载坚实地走进了东北人的生活。
作为“中国工业的摇篮”，东北在全国最先基本建成涵盖全面的工业体系，从钢铁、化工、重型机械、汽车、造船、飞机到军工，各类重大工业项目星罗棋布，一度成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建设工业化的样板和标兵。
如果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那么，以大庆为龙头的一大批特大国有骨干企业则是"长子"统领下的生力军，成为支撑整个"大家庭"的坚实脊梁。　　
　　1959年，大庆油田第一口基准井喷油，中国贫油的帽子被一举摘掉。迄今为止，大庆油田累计上交税金4061亿元，承担原油价差4190亿元。与此同时，鞍钢、一汽、沈飞、东重等特大企业同样成为东北经济的重要象征。　　
　　东北人曾经为东北资源的富饶而骄傲，随着10万解放军转业官兵开进北大荒，东北被列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每年600亿公斤的粮食产量举足轻重，黑色的土地成为共和国的天下粮仓。
　　黑龙江的一位居民告诉记者：“我不懂得数字，那粮食可交多了。大森林，往上交木头，大铁路，大煤矿，往外拉煤，那时候不讲价值，只要支援国家，黑龙江人就干啊。
　　在过去的５０多年中，东北为国家累计提供了全国近1/2的原油、1/3的木材、1/3的电站成套设备、1/10的煤炭、1/2的铁路火车以及大量的商品粮。
　　北大荒的劳动号子感染着兴安岭的林业工人。30万采林大军肩扛人挑，在寒风刺骨的原始森林中尽情挥洒劳动的汗水，粗壮的原木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内地。　　
　　东北的煤炭更是支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黑色乌金。尽管只是中国版图上的边陲小城，辽宁阜新依然创造了整整50年的辉煌，累计生产原煤5.3亿吨，相当于满载的60吨卡车环绕地球4.3周。
　　更让东北人念念不忘的，还有他们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贡献出的精神力量。
　　东北贡献了"工业宪法"，掀起了加快工业化建设的生产高潮。
　　东北贡献了"铁人榜样"，鼓舞了中国人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
　　东北贡献了"雷锋精神"，树立了民族道德感回归的精神路标。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东北依然诞生了轰动一时的"关广梅现象"，一举推开了"租赁企业"这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樊篱，引爆了中国社会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锋。

落在最后
　　出乎更多人们意料的是：当中国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飞速前行的时候，东北骤然显现出老迈而羸弱的身形，越来越远地落在后面。
　　相对于南方的浮华盛景，东北显出的是暗淡和冷清；相对于华东的民富财旺，东北显出的是窘迫和困顿；相对于华北的急速发展，东北显出的是蹒跚和尴尬；即便是与茫茫荒漠的大西北相比，这块曾经造就沸腾生活的土地也显得有些无奈和失落。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东北三省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工业生产步履维艰，这一幕被称作“东北现象”；作为“粮食市场稳压器”的东北农业也遭遇了相同的尴尬：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大等问题尖锐，“新东北现象”随之出现。
　　今天的东北，与往昔的东北相比，多了许多苦涩的新的全国之最。有全国第一家破产企业，是全国困难企业最集中的基地、全国下岗职工最多的基地、全国城市困难居民最集中的基地、官员腐败最严重的地方……
不同年代的不同数字记录下尴尬的一幕。　　
　　1990年，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0.6％，远远低于当年7%的全国平均增长水平。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时东北拥有1700多家国营大中型企业，超过全国总数的七分之一，大庆、鞍钢、一汽更是国内同行业的"龙头老大"。　　
　　2002年，"煤都"抚顺原煤年产量由1400万吨锐减到600万吨，工人大量下岗，相关产业萎缩。全市152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有47户停产，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面达62.25％，19.5万名集体职工中竟有14.3万人离岗。　　
　　从1978年到现在，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由16.5%下降到9.3%，降幅超过40%。辽宁省从全国工业排序第2位下降到第5位，黑龙江省从第7位下降到第14位，吉林省从第15位下降到第18位。
　　近年来，黑龙江创造了几个全国第一：下岗职工87·8万人，全国第一；城镇享受最低保障人数146万人，全国第一；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462元，全国倒数第一。
　　现在黑龙江落伍的感觉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强烈，过去由于黑龙江有丰富的资源，许多特大型国有企业就建在了那里，在黑龙江的13个城市中，大庆、伊春、鸡西、鹤岗等7个城市都是先有企业，后有城市的。如今，这些为国家贡献了大量资源的城市开始遇到了资源难题。
　　据了解，目前黑龙江森林可采资源比建国初期下降90%以上；国有煤矿33个矿井中的16个已经枯竭。
　　资料显示，1980年，辽宁GDP相当于广东的两倍。而到了2002年，广东GDP约为辽宁的两倍，相当于东北三省的总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集中了300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创建了以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业为主的“新中国工业摇篮”东北工业基地。国家在塑造东北优势的同时，也给东北留下了后遗症———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仅以吉林为例，国有经济占82.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1.6个百分点。
　　东北企业资产负债率和银行不良贷款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目前国际上优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多在3%以下，中等商业银行在5%左右。而到去年底，官方统计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加权平均已高达26.12%。
天性幽默的东北人编排出形形色色的"黑色幽默"，故事的主角当然是老迈的东北。　　一则幽默是"掉头说"。计划经济的年代，东北走在全国经济的最前列，拉扯着后边的"弟兄"。市场经济来了，大家一起进行"180度掉头"，东北一下子落在最后，根本没有拉住人家的衣襟。另一则幽默是"苹果说"。因为豪爽、自大、懒散、仗义的性格，东北最终付出了代价。他们被拿走一只苹果，没在乎；拿走一只鸭梨，也没在乎；等到被拿走整个果园时，已经没有力气在乎了。
　　曾经灿烂无比的荣耀和辉煌就这样抽身而去，躲藏进历史的最深处，并且拉上了厚重的大门。一个过去气壮山河的经济巨人蜷身在共和国版图的一隅，默默地注视着更多新经济巨人的成长，间或用抖动的手抚摩一下往昔岁月留下的沧桑皱纹。

另类谋生
　　失业以后，王小翠在一家洗脚屋"上班"。这位以前的后勤工人身份变了，现在成了一个"根本没有学过按摩手艺"的按摩师。　　
　　洗脚屋明码标价，头部、手部和脚部按摩都是10元钱，全身按摩只要20元。王小翠的全部服务所得，都需要和老板"五五分成"。她抱怨说："我最多一天按摩了3个头、1个腰和3个全身，挣了50元钱。最少的一天，连一只手都没按摩到。"　　
　　王小翠的丈夫李顺民也从矿上下岗了。这位曾经酷爱文学的挖煤工人文绉绉地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与他一起失去工作岗位的，还有近万名同悲同喜的工友。　　
　　辽宁省妇联进行的调查显示，到2000年末，辽宁省城镇离岗职工总数达239万人，居全国首位。　
　　1986年，沈阳防暴器械厂破产。这是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沈阳防暴器械厂的破产成为全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信号。但是，这一信号留给东北的是，随后20年，不断有国有企业破产，不断有职工下岗。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珠江三角洲的迅速崛起，上海的国企告急，东北的国企告急，全国众多的大型企业相继发生巨额亏损，由于东北的情况最为典型，“东北现象”成为全国国有企业困境的代名词.
　　但不久上海宣布浦东开发，走出低谷并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
　　拥有500多名职工的沈阳第七毛纺厂在国企集中的铁西区并不出名。
　　1992年，毛纺七厂首次出现“身体不适”——来自江浙的个体业主“刹那间”抢占了工厂主导产品的市场。很快，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银行贷款也很快被停掉。由于整个资金链条迅速断裂，工厂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死胡同。
　　就在那段时间，由于不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东北三省国有工业企业相继步入“寒冬”，对资源的长期开发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采掘和原材料工业的优势逐渐消失，制造业面对国内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开始举步维艰。
　　越来越多的企业"黄摊了"，陷入破产倒闭的结局，把大批职工彻底推向了社会。　　
　　越来越多的职工"买断了"，领取一笔一次性的补偿金，与单位永远脱离了关系。　　
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没有文凭，没有谋生技能……这是成千上万失去工作岗位的东北职工面临的残酷境地。
　　顾恩勇是沈阳毛纺七厂的厂长， 1993年，工厂便已全面停产。整整10年，500多名职工没拿到过一分钱工资，以至于有工人想开个小店根本拿不出本钱，只能当保姆、清洁工、粉刷工，或者去开一种被称作“蹦蹦”的拉客三轮车。
　　“那几年，铁西区的主要干道没几个是通的，天天都有退休职工上街堵马路，在职工人敢怒而不敢言，生怕一不小心触怒了领导，连这份不挣钱的饭碗也保不住。退休工人哪里管那么多啊，人家觉得工作了一辈子，怎么到头来连退休金也没了？”顾恩勇对此记忆犹新。“我也没办法啊，体制不顺，厂里的包袱太重，想跑也跑不起来。”勉强生产了半年之后，毛纺厂又恢复到停产状态，而且，这一停就停到了2003年。
　　在总面积65平方公里、总人口85万人的铁西区随处可见曾经的辉煌。作为沈阳老工业基地的心脏地区，这里既有沈阳机床厂、东北输变电集团、沈阳化工集团、东北制药集团、沈阳变压器厂等声名显赫的大型国企，在这里，同样清晰可见的，是国企改革探索中的艰难，在号称“国企一条街”的北二路集中了上百家大中型国企，这条街也因此被悄悄改做了“亏损一条街”。
　　一个存在的事实无法被忽视：虽然目前沈阳国有企业户数仅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0.97%，但其拥有的资产总额却占到了76%，吸纳职工人数占72%。“国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沈阳经济的脊梁。”沈阳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

献血过度
　　曾几何时，林业是东北经济的支柱产业，支撑起共和国建设初期的钢骨。从1949年到现在，伊春林业局共为国家生产2.3亿立方米木材，完全可以架设一座从地球通往火星的木桥。　　
　　然而，辉煌的日子早就结束了。由于砍伐的速度远远超过种植的速度，越来越多的青山变成了荒岭，越来越多的林业工人失去了自己赖以为生的绿色资源。　　
　　对于已经辞世的林业英雄马永顺而言，他很难想象自己的6个子女所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这位14次见到毛主席的全国劳动模范累计砍伐林木3.6万棵，创造了全国林区手工伐木产量最高纪录。　　
如今，马永顺走了，他的子女们却陷入窘迫的生活。
　　马春山，54岁，铁力林业局退管办职工，月收入200多元；马春青，51岁，原马永顺林场副场长，现马永顺纪念馆副馆长，月收入200多元；马春华，48岁，原铁力林业局职工，后下岗，现在光明集团打工；马春波，46岁，原铁力林业局机关门卫，后下岗，现在家，无固定收入；马春燕，40岁，原铁力林业局职工，现经营一家小饭店和一个苗圃；马春生，35岁，原铁力林业局机关食堂炊事员，后下岗，现在林业公安局帮忙，月收入200多元。　　
　　必须指出的是，在伊春林区的林业职工中，马永顺一家的生活水平尚处中上等。马春华的丈夫张祥承认，"这样的工资也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能拿到"。　　
　　在东北林区，铁力林业局并不是最困难的地方。在绥棱林业局1.4万名职工中，人均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1346户。桦南林业局最多累计欠发38个月的工资，70多岁的老工人干脆冲进局长办公室--"我们当年给国家做了那么多贡献，现在老了，连工资也不发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　　

献血的两面
　　七十年代以后。东北的工业企业在完成了巨大的税收上缴后，却没有留下多少资金用于设备的技术改造和更新换代。进入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东北的企业在享受巨大的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利润时，这些收益成为沉重的税收任务的一部分。而此时中国经济的大发展需要东北这个老工业基地尽早"鸟枪换炮"的时候，却丧失了升级换代机会。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东北工业企业后劲严重不足的的窘境。到了九十年代，东北那些五六十年代甚至是三十年代的工业设备终于在南方新兴企业和海外高技术设备面前彻底败下阵来。
　　而九十年代初期的金融体制改革，"技术改造贷款"和"原材料贷款"都必须向银行贷款，这使得东北自留利润和资金极少的老企业面临着窘迫的资金缺口，东北一时间为严重的"三角债"所困。自此而后，东北的企业日益在窘境中日渐凋敝。
　　然而，东北在对全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解放初期也是全国资金投入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中国的工业化资本，是靠国家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一分一厘地向农民"征集"来的，而工业建设却主要集中在东北。
因此，东北的献血是两方面的。
　　比照前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严格来说，中国的经济并非那种理性计划经济，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拍脑瓜的大呼隆式计划经济。国民经济发展的曲线长期大起大落。一是，当时的管理层缺少管理现代国家的经验和知识，二是，中国是个农业社会的前现代国家，并不具备实施理性严密计划经济的现实基础。
　　但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现代基础设施最齐备的东北却是中国最具备实施严密计划经济的地方。
　　东北昔日的辉煌，是典型计划经济下的成就，而严密的计划体制使其在实施市场化的同时，整个社会缺少市场化的新生力量填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工业基地在应对市场化的不足，整个社会的高度计划体制，也使其对市场的反应极端迟钝。此种情形犹如苏联东欧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的窘境一样，它缺少体制外的市场力量。
相对东北而言，东南地区的新生经济力量既无体制的约束更无以前的历史负担，所以能迅速发展扩大，而东北企业在做出巨大贡献后缺少资金自我更新甚至继续运转，同时当年做出贡献的产业工人在今天却成为企业和地方的巨大财政包袱。它的转轨就来得格外艰难。

破冰之旅
　　沈阳有一个地名，叫白塔铺。大概400年前，努尔哈赤从这里度过浑河（沈水），大破明军，从此掀开东北进入中央大国版图的大幕。
　　象所有的边疆省份一样，东北是耻辱和光荣的见证，从尼布楚条约，到暧晖条约，从日俄战争到9·18事变，这肥沃的黑土，是民族国家怀中的爱子，也是敌人脚下待宰的羔羊。
　　和整个中原不同，东北地广人稀，是中国唯一高度城市化的地方，密集的铁路、公路，支撑着城市化，也支撑着曾经繁荣的制造基地，也支撑着萧条后的城市唯一的希望，这是中国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似乎是最有希望，也似乎是最没有希望的地方。
　　开发东北，在萧条了十年之后，这个声音在一片炸倒烟囱的硝烟声中，格外清晰。
20世纪80年代，建设沿海经济特区战略，很快把边陲小镇——深圳奇迹般地变成现代化大都市，拉动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腾飞。
　　20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新区战略，迅速使浦东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头堡”，带动了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迅猛发展。
　　世纪之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让西部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半个中国都动了起来。
　　2002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辽宁考察，第一站就来到国有企业、大连造船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胡锦涛一边仔细观看“大船”生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各种船舶模型，一边认真听取公司董事长王泰荣的介绍。他问“大船”的领导：“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有多少？”得到回答后，胡锦涛接着说：“我为什么要问这件事呢？在加入WTO以后，我们要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我们要研究，哪些行业我们在国际竞争当中是有优势的，是可以有一席之地的，哪些行业我们还处在不利地位，需要从改组、改造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下功夫。造船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行业，既要求高新技术，同时又需要相当优势的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造船行业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有一定竞争力的。我们要珍视自身所处的优势，真正在国际造船领域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
　　在鞍钢，胡锦涛冒着袭人的高温，沿着长长的观察台，考察了我国第一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1700短流程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考察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1780热轧线。他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开拓国际、国内市场能力方面，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骨干企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增强竞争力，当好‘国家队’。”
　　同样，针对东北的社保、就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等问题，国家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推行了诸多的试点工作：辽宁被确定为全国惟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试点省份；阜新被确定为全国惟一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温家宝总理指出：“东部地区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现代化。要把老工业基地的改组、改造和振兴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据权威人士分析，“东西互动”是温家宝总理对中国经济整体框架的新思考。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则是总理最大的心事之一，从温家宝2003年三次对东北的考察和相关讲话中，振兴的思路、原则也逐渐清晰可见。
　　2003年1月31日，农历除夕之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到辽宁阜新走访，这是他2003年首次东北之行。在阜新矿业集团艾友矿720米深的井下，温家宝与30多名矿工围坐在巷道铁轨的枕木上，一杯开水，一盒饺子，一双方便筷，一起吃起了年夜饭。
　　东北地区不仅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领头羊”的重要作用，而且在整个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此，温家宝在2003年第二次的东北之行中首次提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同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样重要，是“东西互动”的两个轮子。
　　专家分析，温家宝的这个讲话表明中央已经决意“着手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并通过“振兴东北”完成国民经济的布局和结构调整。
　　2003年9月10日，温家宝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问题，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任务及政策措施。会议明确提出，努力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
　　这标志着“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已正式上升为“战略决策”。

谨慎发力

实践证明，国家每一项重大发展战略的出台都关乎国运民生，都将对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东北大地，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已经开始进行。
但是，一个高度听从国家计划和命令的孩子，能否在突然失去家长的帮助和指挥的情况下，形成自己独立而积极的姿态？
在东北，国有资产占据社会资产的70%，对这种资产高度的无效率状态，东北地区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在80年代的末期，产权结构的改革，曾经在东北进行过。中国最早的产权交易市场、最早的承包租赁破产，都发生在80年代后期的东北。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改革派当然是叫好，传统势力强力反对，这种矛盾的激烈对抗，国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决定，一方面，他们担心改革不容易在这里施行，另一方面，东北拥有众多国家重要资源，改革是否会影响中央政府对这些资源的直接管理和控制。
正因为当时东北经济尚处于相对繁荣的状态，所以东北的改革，就胎死腹中。
随之而来的东北经济的迅速枯萎，是最终胜利的传统利益集团所面临的必然结果，和南方改革如火如荼的农民进城不同，东北经济的痛苦在于，国有资产的无效率，导致大量破产和城市中缺乏保障的贫民大幅度增长。而官僚主义和集团腐败，无疑是加重这种痛苦的主要因素。有统计资料显示，沈阳市的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在全国名列前茅，过去高度城市化（现在东北，城市人口比率依然全国最高）带来的臃肿的政府，在今天就是最大的包袱之一。
一个成功的地区，政府应尽量减少直接参与社会经济的运营管理工作。但是由于拥有这样高比例的国有资产，政府无疑就容易直接参与经济运营管理工作，既然国有资产占据高比例非短期可以消除，那么一方面进行产权改革，另外一方面，就要逐步剥离政府和资产的辖属关系。而减少政府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对减少对社会经济的过多干预，有直接的作用。机构减肥的另外一个功效，也就是减少体制内腐败和无效率的可能。
对于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城市贫民的不安全感，更甚于广大农民。高度城市化使东北的土地价格一直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尤其是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的高启，对城市贫民的生存压力无疑是只能起到加剧的可能。有统计资料显示，沈阳市房地产平均价格，在全国重要城市中的排名，远高于其经济水平排名。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城市贫民保障是社会稳定，消费增长最重要的保证之一。我们不能保证一个城市居民肯定有自己的房产，但是一定要能保证一个城市贫民的基本生存。在一个随时面临失业压力的商业社会，基本保障是保证消费心理的重要手段。
沈阳曾经建立中国最早的产权交易市场，东北国有资产的改革，应该建立在市场化的基础之上，应该实现国有产权的强制剥离，而剥离的方式，应该是在产权交易市场上实现。
应该把国有企业国家股份减少到10%-25%的程度，其他部分，应该实现市场全流通，这些资产出售，采取在产权交易市场出售的形式，拒绝一切大宗非市场收购，所得收入，可以作为全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基金。如果完全流通式产权交易市场不容易实行，可以采取柜台交易和挂盘交易并行的方式进行。建议先发放一部分少量职工股，使这些职工股先进行交易，然后再根据市场价格，逐步出售国有资产。
由于东北是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所以东北的私营经济和南方不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私营经济，首先是从乡镇企业起步的，而东北农村土地数量巨大，人口压力相对较小，乡镇企业缺乏发动的动力，所以东北的私营经济，多数是从国有企业的附属开始的。
在东北发展私营经济，就要考虑到其成本不可能象吸引了大量进城农民的企业那样的低，但是由于私营经济的从业者不会将大量的收入汇离本地，那么也是本地消费增长的主要构成。
私营经济的发展，重点同样在于资本市场的高度流通和金融支持，要鼓励私营经济的产权交易，允许在有资产抵押保证情况下发行私营企业债券，由地区政府组织建立地区企业信用评估，逐步过度到信用发行债券阶段。减少政府对私营经济过度抽血行为。

大幕拉开
尽管各个地区人口的风俗习惯个性各不相同，但是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东北人天生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少的优良素质，诸如东北人落后保守无进去精神的评判，多数都和社会氛围有关。
把过去东北的社会情况放到任何一个地区，结果都不会有什么不同。东北人口的构成，乃是移民，移民的主要特性，就是创业者，你相信当年东北的繁荣，是建立在东北人保守和懒惰之上么？
1681年的某一天，纳兰性德写下了“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195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扬王崇伦的革命精神，提前完成国家计划》，27岁的产业工人王崇伦成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90年4月29日，辽宁东药足球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夺得中国足球第一个亚洲冠军；2003年10月15日，辽宁绥中人杨利伟潇洒飞天舞，赫然中国航天第一人……
曾经的无数荣耀让我们的东北人从来都不缺少燃烧的自信。
东三省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振奋过了———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以及周边城市中，四处悬挂着“抓住机遇，重建国家工业基地”的标语。
历史时钟的指针指向公元2004年，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一项战略被清晰而有力地书写在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上，中国如炬的目光投向雄鸡昂扬的头颅，复兴与重振之梦跳跃升腾，东北已经伫立在运程激变的拐点。
一场宏大叙事即将拉开火红的大幕。

（来源于《中国改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