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本刊特约撰稿： 左大培

　　地区性贫富分化

　　20年来我们一直在力求给外资企业以种种超国民待遇。在中国的土地上，外资企业所享受的政策待遇往往比中国企业优惠；特别是在税收上，外资企业一直就享受着远远比中国企业优惠的政策待遇。

　　这种畸形的税收政策优惠不仅表现在法定的税率上，表现在外资企业一直享有低于中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一定年限的所得税税收减免上，而且表现在操作层次上的税收征收方式上。

　　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本来东南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中天生就有地理上的优势，可以长期保持比内地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它们却在最近20年中一直在政策待遇上享有比内地多得多的优惠，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经济还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时，东南沿海地区不但在物资分配、资金调度时享受了许多计划经济下的特殊优待，而且在税收上得到了特别的优惠，而税收优惠即使在市场经济下也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极为重要，当国家财政状况紧张、中央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老工业基地征税时，东南沿海的某些省份却可以保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极低的向中央上缴财政收入基数，多少年不变。到90年代，东南沿海的富裕和老工业基地的贫穷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某些部门给东南沿海特殊优惠政策的恶习仍然没有终结。这就造成了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奇观；发达国家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都给予贫穷困难地区，而中国的特殊优惠政策却集中地给予最富裕繁荣地区。结果是老工业基地由于不堪财政重负而衰落，形成了今日大批人绝对贫困化的局面，而东南沿海的个别省份却富冠全国，这样造成的地区性贫富分化绝不能算是公平的。

　　以市场换技术

　　依赖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来获得先进技术，其理由主要是缺乏资金。按照这种说法，购买设备和专利许可需要资金，自主开发技术更需要资金，似乎只有让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不需要代价。

　　事实证明，把市场让给跨国公司的代价更大，这个代价最终还是体现为资金。在今日的普遍生产过剩时代，有市场就有利润，就有了在股市和银行筹资的机会，也就有了买进和开发技术的资金。片面让市场而求资金的作法，导致了今日我国有资金而无市场、无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并没有足够快的提高，高技术的行业越来越多地垄断在外资企业手中。

　　现在中国电脑、通信器材、制药、石油化工、发电设备、汽车等行业中，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高、规模大的企业半数以上是外资跨国企业。高技术产业逐步被外资企业垄断。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不肯动用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现在中国的R&D投资只占GDP的1％。而且是既不肯自主开发技术，也不愿购买技术和专利。其实懂一点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真是想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技术转移，也必须向对方施加足够的压力才能使对方同意以对我们适当的代价转让技术，而自己开发技术的能力和购买技术的可能都是最好的压力。在我国的资金已经长期过剩的今天，“缺乏资金”再也不是我们不自主开发或购买技术的理由。我们应当转向保护自己的市场和投资机会、以自己开发和购买先进技术为主了。

　　国企改革困境

　　从当前的情况看来，一些地方大规模剥离原国营企业员工似乎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国营企业的大面积亏损极为严重，这些被剥离的员工大多数已经实际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些人据此认为，这是国营企业没有效率的必然结果，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这样一种说法也是在抹煞政策因素对原国营企业职工的困境所起的作用。诚然，20年来国营企业的改革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这是国营企业陷入今日的困境的主要原因。但是，错误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加重国营企业的负担，从而加剧了国营企业今日的困境，它对国营企业今日的困境也要承担重要责任。

　　国营企业今日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最近20年来一贯对国营企业竭泽而渔，不但削弱了部分国营企业发展的后劲，而且造成社会保障资金的枯萎，以致今日使大批的国营企业职工丧失了任何的社会保障。

　　这种对国营企业竭泽而渔的政策，集中体现在超比例地向国营企业税收上。近几年的中国经济学界惯于向原国营企业横加罪名，说政府给了国营企业过多的优惠，国营企业占有了过多的资源。其实这都是极其片面的歪曲。从转向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政府就基本上不再向企业实行大量的财政性投资。国营企业能够得到的主要“优惠”和“资源”，其实是银行的贷款。而一旦银行转向商业化经营，对企业实行硬预算约束，这些大额贷款的还本付息就不仅不是国营企业得到的优惠，而且成了压倒许多企业的最大包袱。而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也是真正的政策优惠税收上，国营企业不仅从来就没有得到什么优惠，而且一直是受到歧视的。

　　国有部门承受了超比例的负担，国营企业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极大地高于它在整个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目前国营企业只占工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一，但是却缴纳了70％的政府税收。人称浙江宁波地区的民营企业发达，已经占了GDP的80％，但是它也只占缴纳税收的50％。这样的竭泽而渔不仅吸干了本来可以为国营企业所用的投资资金，使国有企业丧失了发展的后劲，而且也吸干了本来可以为国有企业储备起来的养老基金，从而造成了今日国有企业职工丧失养老保障基金的困境。

　　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本来应当是形成足够有力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在这个前提下以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保障职工权益，减缓改革对原有国有企业职工的福利的冲击。但是20年来的流行思潮几乎从来不将重点放在这上面。它从来就是单纯强调发展其它所有制成分的企业，企图以此逐步缩小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而使其消亡。对国有企业本身，它先是鼓吹“放权让利”，后是大力推进“产权交易”，不同所有制混合经营，最近几年则以“国有企业突出竞争性领域”和“改制”为旗号，公然推销，实行少数人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

　　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就偏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它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和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事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不但造成了先于收入两极分化的消费两极分化，为社会上的财产两极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国有企业的财务运作陷入混乱，经营状况越来越坏。许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导所谓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国有企业则因此而衰败。

　　由于我们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增值保值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在这以后一些地方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资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国有财产。就是10年来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入困境，而且在一极喂养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

　　　（来源于《中国改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