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MBA、博士头衔荣耀在身。她们曾是巾帼不让须眉的业界精英，尊敬和钞票赚了一大堆。现在她们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专职家庭主妇，每天围着孩子厨房打转。在美国，女子不如男的时代早就被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击得粉碎。可是如今在职场打拼的白领女性又在进行另一场悄然无息的变革：回家当主妇。
据调查，1997年，全美已婚并且有3岁以下孩子的职业妇女占职业妇女总数的61%，但到2002年，这一比例降至58%。如今，更有22%拥有令人艳羡的教育背景和高薪收入的白领女性选择了回家看孩子。1/3获得MBA学位的美国女性都将聪明才智完全用在了相夫教子上。美国《时代》周刊3月22日报道了这一正在凸显的社会现象。
内文斯夫人忙碌的早晨
清晨6点35分，34岁的谢里尔·内文斯刚刚穿上黑色丝绸孕妇罩衫和裙子，就忙着“平息”一起小“骚乱”。几分钟前，家里那只大狗赖利把2岁半的大儿子瑞安撞倒了，瑞安放声大哭，引得一旁的弟弟、只有11个月大的布伦丹也哭了起来。谢里尔一边轻声安慰着两个儿子，一边把大狗赖利牵到后院。
在这段插曲画上句号后，谢里尔马上投入到紧张的早间“战役”中。她麻利地给瑞安更换纸尿裤，用微波炉热上米粉，又给布伦丹喂麦片和切开的香蕉，同时嘴里也不闲着，念叨着“张大嘴，闭上嘴”，不停地鼓励布伦丹学习咀嚼食物。
谢里尔此时简直就是个“旋风女超人”，全然不像一个有8个月身孕的孕妇。没办法，丈夫乔·内文斯与往常一样一大早5点半就出发上班去了。作为卡夫食品公司的一名财务经理，乔很少能在早晨如此紧张的一幕里“出现”。他常对大儿子瑞安说的话就是：“爸爸真的想和你出去玩，但是除了星期六、星期日，爸爸每天都要工作。”
丈夫指望不上，但生活还要继续。7点40分，保姆薇拉·奥罗斯科来到内文斯家。谢里尔正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查阅电子邮件。她一边看着邮件，一边向奥罗斯科交代：“两个孩子今天都醒得很早。瑞安上过厕所了，布伦丹还没有。”
在随后的10个半小时内，奥罗斯科将负责照看这个家。她会把一天里孩子们吃了哪些东西、做了些什么写在放在橱柜上的记事本里。而谢里尔作为芝加哥教育局的劳资律师，将和铺天盖地的合同打交道。
突然，钟表的指针走到了8点07分，刚才还镇定自若的谢里尔仿佛一台马力骤然升到最大的发动机，高速运转起来。8点10分，她一定要出门，这样才能赶上8点19分的火车。
即便是安全抵达站台，谢里尔也不能松一口气。她立刻检查手机的语音信箱里是否有留言，然后给一位同事发短信。上了车，谢里尔更忙了。电话一个接一个，间隙时间，她还要核对文件内容。目前，谢里尔手头正有7个教育局与工会的合同要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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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里尔的确是敬业的楷模，但在经历了7年的疯狂工作后，她决定对这样的早晨说再见。谢里尔打算孩子一出生就辞职，在家做一两年、甚至五年的专职家庭主妇。“作出这个决定很难。因为我将放弃一份好工作、一笔不菲的收入和辛苦赢得的尊敬和权威。不过，我知道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谢里尔还说，和她一起共事的大多数已婚白领女性都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是什么让她们选择回家？
高素质、高薪、高职，这些身兼多“高”的白领女性选择离开职场，拿起抹布，真是令外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些让人刮目相看的女强人们也有苦衷。
首先，现今的职场不好闯，工作压力犹如泰山压顶。像谢里尔这样身居要位的职业女性压力更大。据调查，在美国，人们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为34小时，金融服务行业的雇员平均每周工作55小时，对于大公司的总裁们而言，每周工作60到70小时是家常便饭。那些有未成年子女、双方都工作的夫妇在1977年每周工作时间合计为81小时，到2002年，这个数字就涨到了91小时。
工作时间本来就已经与时俱增，而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新成果又成了“帮凶”。网络、电子邮件、呼机、手机等无孔不入，让人甚至无法分清家和办公室的界限，于是上班族最后的“避难所”也几乎成了办公室的延伸。
当妈妈正陪孩子们看少年棒球比赛时，商务通总是嘟嘟地叫个不停；在学校观看孩子参加的戏剧表演时，手机常常振动不已；就连给孩子讲完故事、哄他们入睡后，也不得不再查收一下电子邮件。难怪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感慨地说：“美国现在成了世界上工作最疯狂的地方，我们甚至超过了日本人。”
其次，好妈妈的标准越来越高。照顾好孩子的衣食住行早已经成了“好妈妈手册”的初级要求。如今，妈妈们还要花心思制定一揽子计划，帮助孩子早日成材。
美国一本刚问世的新书《妈妈神话》中提到，要想在当今美国社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好妈妈实在太难。好妈妈应该端庄典雅，既不过分干预孩子的生活，又不能对孩子不理不睬。一个女人把所有的体力、脑力、情感和智慧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才有可能实现“新妈妈主义”所提倡的所有目标。
如此之高的期望向妈妈们下了“战书”。
可怜一片慈母心，哪个妈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茁壮地成长呢？可是，大多数职业女性毕竟不是女超人，在工作和家庭两条阵线上同时作战实在吃不消，于是只能选择其一。
同时，往事不堪回首，不少妈妈希望孩子不要再经历自己儿时曾有的不幸。据调查，如今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妈妈们大都出生在1965年到1979年间，她们的母亲则出生在1945年到1964年间美国新生人口暴增的“婴儿潮”阶段。当很多年轻妈妈还是孩子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母亲的重视。她们的母亲正身处妇女解放运动的惊涛骇浪中，享受着冲破家庭束缚走向职场的快乐，而且为了展现“职业风范”，甚至在办公室里都不愿提及自己的孩子。
35岁的帕姆·帕拉回忆自己的童年经历时说：“我是在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中长大的。我妈妈无法照顾我们，因为她要赚钱养家糊口。我们要么去保姆家，要么被反锁在家里。每当门铃一响，我们就害怕得躲进洗手间的柜子下面。”帕拉放弃了一家大公司项目工程师的工作，一心一意抚养自己的女儿。她要给女儿自己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的关爱。
主妇新主张：得失参半
当然，历史不会轮回。选择回家做主妇的高级白领女性绝不同于昔日的贤妻良母。她们的主张是：事业家庭可以兼得，但不是同时都获得丰收。她们渴望实现一种“非直线”的事业与家庭的平衡，也就是在不同时期专心致志于两者之一。
当孩子需要的时候，这些职业女性选择了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全力呵护孩子。好处显而易见，孩子得到了能得到的最佳照顾和智力帮助。
45岁的绪明·拉塞尔不后悔放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份美差。一天，她8岁的儿子突然问：“妈妈，上帝的爸爸是谁？”当时拉塞尔正在水池边洗碟子，她先是吃了一惊，想：“天啊，这个问题真是复杂。”不过，她特别高兴，因为儿子发问的对象是她，她可以耐心详细地解答。如果自己不在场的话，真不知道儿子会得到怎样的解释。
不过，损失也可谓“惨重”。物价不停地上涨，抚养费用日高一日，丈夫的工资却久久不见增加，经济又不景气，妻子辞职后，家里的经济负担加重。另外，身在职场多年，曾经叱咤风云，忽然一下子没了工作，新主妇们难免有些失落，连与朋友聚会时听身边的人大谈工作都浑身不自在。
同时，大多数选择做主妇的职业女性并不想与职场永别，她们都希望在孩子上学后能重返办公室，但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她们不得不从头再来，再次从低层干起，枉费曾经多年打拼出来的一片天地。另外，很少有公司和机构愿意雇佣这些“牵挂太多”的妈妈们，更不用说提供人性化的兼职工作机会了。·耿琳琳·(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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