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姚玉洁 梅洁
2003年9月28日上午,陈思把一个要自杀的女孩劝回了家,可下午她又回到了桥上。陈思距离她有300米远,目睹她双手抱头纵身跳入江中。陈思说,当时他的心“拔凉拔凉”的。
□2003年首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南京长江大桥发生一起自杀事件,促使陈思扛着自制标语牌走上了大桥
□一名从家财万贯到一文不名的自杀者被从桥栏上拉下来后,素不相识的陈思一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为她祝福生日。她不禁咬手指,以确定这是不是做梦。后来,她成为加入救助自杀者行动的第一位义工
□“自杀者认为社会黑暗,不值得留恋,我希望自己能做一支蜡烛,给他们一丝光明和希望。”
2月29日,星期天,南京长江大桥南桥头堡。刚刚经历过一场寒流的南京,湿冷透骨。大桥上江风凛冽,繁忙的车流轰然而过,扬起尘土,一张口就碜牙。
没有预约,记者依然找到了被称为“生命守望者”的陈思,一位从去年9月19日起每逢双休日就到大桥义务救助自杀者的普通市民。站在自制的“善待生命每一天”的标语牌前,36岁的陈思显得孤单而执着。
记者想找个僻静处向陈思采访,他看了一下手表,不肯下桥,说是根据他的救助经验“上午10点和下午4点是自杀的高峰时段”,而此时正是要“守望”的时候。
星星之火,点亮生命
2003年9月10日,首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一名三十五六岁的男子佩带着价值10多万元的金银首饰,从南京长江大桥北堡附近桥面跳下。此前,更有媒体报道,一男子欲跳楼自杀,围观者中竟有人拍手叫好,高喊“你要不跳就不是男人”。这两件事让陈思感慨万分:为什么有的人生活富足,心灵却失去了栖息的场所?为什么有些人对自杀者不仅缺少同情和帮助,反而用冷漠和伤害将他们向绝路又推了一把?
9月19日,陈思扛着自制的标语牌走上了大桥,劝阻自杀者。
“全社会都来关注自杀者。天无绝人之路,悠一步海阔天空,善待生命每一天。”红色心形的牌子,在车流人群中依然醒目。下面是陈思家的电话和手机号码。长江大桥因为其“轰轰烈烈”的效果和极高的成功率,在轻生者心中成为“自杀圣地”,从1968年建成至今,已有1000多人在此自杀,这是陈思选择大桥的原因。
自此,每个双休日的8点到下午5点,陈思都守望在大桥,搜寻着神情仓皇、心事重重的徘徊者。仅仅在最初的20天里,他就把11条生命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长期业余研究心理学的陈思,还开始免费从事心理咨询,手机费从每月50元左右暴涨到三四百元。
祁银萍是陈思救助的第三个自杀者,也是加入陈思救助自杀者行动的第一位义工。祁大姐的丈夫原是徐州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因债务纠纷犯了死罪,儿子也入了狱,所有财产全部没收。从家财万贯到一文不名、家破人亡,巨大的落差使她选择了自杀。陈思却把她从桥栏上拉了下来,带她回家。得知第二天就是祁大姐的生日,陈思一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为她祝福。祁大姐激动万分,竟使劲咬了咬自己的手指,才确定这不是做梦。经历了生命的涅槃,祁大姐成为陈思救助站的第一位义工,以亲身遭遇劝服自杀者。
陈思告诉记者,现在全国约有300多人表示希望在自己的城市为自杀者提供帮助,南京已有10名志愿者走上了大桥。一个人点燃的星星之火,开始在志愿者中传递,温暖越来越多的心灵。社会也开始关注大桥上的自杀者,南京铁路分局大桥派出所和南京工业大学团委制作了励志标语牌,设置在桥栏两侧:“只要春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
“善与人知,不为大善”
与记者说话时,陈思带着浓重的鼻音。他说,星期六在大桥上淋了一天雨,回家就感冒了,一夜输液,今天才能来。
陈思已经成了媒体追逐的热点人物,但他一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坚持“善与人知,不为大善”。在记者反复强调,报道他的事迹旨在唤起全社会对自杀者的关注后,陈思才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电视台和报纸的版面上。成为名人,并没有给陈思带来什么利益,反而因为忙于到各地电视台做访谈,在全国飞来飞去,自己开的小烟酒铺缺人照顾,几乎歇业。
从开始自杀救助的第一天,陈思就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写进了《大桥日记》。曾有湖南、四川、上海的多家出版社与他联系,希望出版《大桥日记》,陈思婉拒了。他坚决地在救助自杀者与个人利益之间划清界限,只怕影响大家对这个事业的看法。
日记本越来越厚,陈思的心情却越来越沉。他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是无法担当“生命守望者”使命的。他开始寻求用更广泛的途径帮助自杀者,也寻求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
陈思注册了个人心理咨询网站“心灵港湾”,为有精神烦恼和心理障碍的人提供倾诉空间。许多人在论坛上倒苦水,吐心声,向未曾谋面的网友寻求安慰。根据业余研究心理学10多年的心得,陈思告诉记者:“许多人的自杀是冲动的结果。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要追求什么,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拉一把,听他们说说心里话,就能帮他们迈过这道坎。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包容心不够,容不下浪子,有的人心里有话不能跟身边的亲人朋友说,就会走极端。网络则营造了一个没有压力的氛围。”
还有一些网友通过论坛提出意见。网民“躁狂”是一位心理医生,他建议,自杀干预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专业心理医师和社会职能部门的参与。目前,志愿者迫切需要成立一个有健全制度的组织,通过募捐和成立基金筹措经费,不能局限于在大桥守望。
义务帮助陈思设计、制作网页的冯成瑜,原是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他说:“网络的作用应该远不止此,救助自杀者应该寻求比守望更广泛的途径和更高效的手段。网络就是这样一个交流平台和信息库,它不一定是帮助某一个人,但可以协调大家的活动,吸纳更多的志愿者,这是个逐步积累的过程。但是,目前限于资金、人手和精力,我们所做的只能是最基本的东西,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守望者的困境:坚守还是转移?
在很多人看来,在大桥守望自杀者,类似于守株待兔,牵涉精力过多而效率偏低。这样的举动最初或许会因其标志性和冲击力,达到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自杀者的目的,但这之后,如果把同样的精力投入针对精神疾病高发人群的心理咨询,或者筹建义工组织、寻求与政府建立联系的健康发展道路上去,会不会更有意义?
一个数字似乎也凸现了守望者的两难境地———半年多来,陈思救助的自杀者一共是26人。一边是已经形成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压力,一边却是日复一日枯燥而不知结果的工作。那么,陈思会不会最终放弃在大桥守望,而选择另一种救助方式?
“不会!”陈思坚定地摇了摇头,“或许26这个数字很小,但对于自杀者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却是全部。自杀者认为社会黑暗,不值得留恋,我希望自己能做一支蜡烛,给他们一丝光明和希望。在大桥守望是干预自杀的最后一道防线,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让自杀者看到这个社会还关心他们,再苦再累的地方还有人在守候。”陈思并非没有想过成立义工组织、让救助工作走上轨道。他曾在《大桥日记》中写道:“国家那么大,政府肯定有力不能及的地方,民间的声音应该更大一些。”但这个善良而憨厚的人,并不知道该如何与政府沟通,如何寻求帮助。陈思告诉记者,他曾经想找妇联,但面对大厦保安,他最终没有勇气走进大门。他也一直尽力为志愿者们争取好一点的条件。桥头堡上有些闲弃的房子,陈思曾向有关部门借用,但一直没有结果。
“心灵港湾”的版主冯成瑜说,陈思一个人的力量就那么大,但他勇敢地跨出了行动的第一步。他需要更多有成熟想法、有更强的组织沟通能力的人的帮助。媒体对陈思的关注不要仅仅局限在他的事迹上,而应该致力于搭建与政府沟通的桥梁,这不仅是对陈思事业的支持,也更能挽救无数迷惘的生命。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本版摄影 杨海鹏
《华东新闻》 (2004年04月02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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