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女体盛”在媒体曝光后，立刻招来舆论的讨伐。迫于压力，云南省卫生部门近日紧急叫停“女体盛”（《新京报》4月6日），理由是所展示的两个模特是工作人员而不是一个容器，所以她们必须具备《健康证》，否则就是违法。

　　新京报有关昆明“女体盛”激发的是食欲还是色欲，网上的讨论也颇为壮观。从目前情况来看，在这场市场与道德的较量中，道德的优势显而易见。这与其说是道德的胜利，还不如说是泛道德主义的胜利。

　　泛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弱点之一。它将道德的作用无限地扩大，并渗透到其他一切社会领域。道德被放到无所不能、垄断一切的地步。从“女体盛”热炒到“紧急叫停”，前后不过几天的时间。

　　虽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行为的公共原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东西。在保持交易秩序方面，道德力量约束着自利行为的极端发展，伦理规范对我们生存秩序的作用随处可见。然而接下来的问题也出现了，以云南卫生部门叫停“女体盛”的理由，是不是可以推定这两个模特有了健康证就可以继续上岗了？如果是否定的话，那么道德秩序化的张力到底有多大？如果道德约束非常有力，法律的作用何在？经济交易的基础难道是道德吗？

　　对于泛道德主义者来说，似乎有了道德，就有了一切，这对于中国法治化和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道德属于个人偏好的范畴，它只停留在私人领域。如果要试图使用道德影响公共选择时，起码也应当寻找法律依据。然而，在“封杀女体盛不需要理由”（见《新快报》2004年4月5日）的口号下，道德成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神。用道德的标准去衡量一切行为的后果，并不见得比“不道德”的行为好。

　　泛道德主义随着公民社会的建立，本来早应入土为安。然而当下中国，泛道德主义的幽灵仍然随处可见。在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无可厚非需要道德的协调作用。但这种道德的滥用却恰恰反证了道德规范秩序的无力。道德本身需要制度的支撑，离开制度约束的道德很有可能成为泛道德主义的刽子手，甚至是伪道德。同样，重振道德我们就必须从建立符合道德原则的法制开始，指望用道德来维护社会秩序和统一社会共识，不仅越来越费劲，也越来越不可靠。彭兴庭（江西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