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的侵略行为被篡改成“占领”，该书已故主编之子怒讨说法

《新汉日词典》（右）和它的日本版第一版（中）、日本版第二版（左）。在该书日本版中，有多处侵华历史被篡改

　　核心提示

　　4月9日，69岁的尚尔和向新京报披露，在日本发行量很大的《新汉日词典》，被多处篡改后以日本版第二版出版。

　　被篡改的内容包括，把原书中“九·一八事变”释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字样，篡改成“日本军”、“占领”等。

　　尚尔和是《新汉日词典》主编尚永清的儿子。

　　去年12月，尚尔和将该情况反映给该书注明的出版方之一———中国商务印书馆。

　　据了解，目前，多处篡改历史的日本版第二版还在出版、印刷、发行。

　　8年编著《词典》

　　《新汉日词典》在日本很受欢迎，在日本只要是想学中文的人，几乎人手一本

　　4月9日，谈起被篡改出版的《新汉日词典》，69岁的尚尔和显得十分激动。他说，“忽略这些篡改，会让中国在以后的国际事务中遇到一些历史问题时显得被动”。”

　　《新汉日词典》是大型汉日双语词典，是我国目前同类词典中规模最大、发行量最高的一部书。该书由尚永清主编。

　　尚永清，我国汉日双语语言学家，原中国商务印书馆资深编审。

　　而尚尔和就是尚永清的儿子。

　　通过网上搜索，记者发现了诸多对《新汉日词典》的评价，“该书不仅收词全面，而且释义准确，例句丰富，特别在编排上独具风格，曾多次在国内外荣获大奖，获中国第1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尚永清在2001年去世，但只要一提起父亲这部“穷一生精力主要编著的作品”，尚尔和的脸上就立刻浮现出一种自豪的表情：“我为父亲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持8年完成一部作品的执着而感动和自豪！”

　　尚尔和说，父亲有编著大型汉日双语词典的想法是在1981年，当时国内虽然已有同类词典，但收词与释义都不够广泛，编辑方式也相对陈旧。

　　在1981年，在尚永清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小学馆签约合作，决定在中日两国同发行。

　　经过8年的仔细编著，由尚永清等中国学者编著的词典完成。

　　到1991年，书名为《新汉日词典》的国内版正式出版，同年书名为《中日辞典》日本版也在日本与读者见面。

　　“由于该书收词规模大、释义准确，很快就受到国内外读者广泛欢迎。”

　　尚尔和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日本的朋友向他这样描述了该书的受欢迎程度：“在日本只要是想学中文、了解中国的人，几乎人手一本。平时大家只要对一些中文的含义产生分歧，最后都以该书的解释作为评判标准。”

　　一个偶然发现

　　大量释义被篡改，包括对“九·一八事变”和台湾问题的释义等

　　1991年，《新汉日词典》和同书日本版《中日辞典》出版后，尚永清因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尚尔和说，因为国内没有日本版，日本小学馆随后寄了一本《中日辞典》给父亲，“但父亲因为身体很差，加上有青光眼，阅读时间不能太长，他只是翻了一遍，就把书搁置了。”

　　2001年尚永清去世，尚尔和对父亲呕心沥血的著作十分关心，“我只要经过书店，总会进去翻找一下父亲主编的词典，也算是对父亲的纪念。”

　　因为当时尚尔和已经退休，他随后和儿子一起到深圳定居。

　　但一个偶然的发现，打破了尚尔和平静的生活。

　　2002年，一位在日本的朋友给尚尔和寄来了《中日辞典》第二版。因为尚尔和此时已退休，便开始仔细地阅读该书。

　　尚尔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了他当初仔细阅读此书的原因，“我本来只是想比较一下，日版第二版与父亲原著的区别。”

　　“开始时还发现什么，但很快，我发现其中出现了对‘九·一八’的曲解，内容令我十分愤怒，我开始有意识地仔细比较，竟发现其中还有多处提法有问题。”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尚尔和几乎足不出户，整天把自己锁在家里仔细比较。

　　为了比较充分，他还专门翻出父亲当年收藏的《新汉日词典》和《中日辞典》第一版，并把他认为的日版第二版中出现的“有问题”的提法逐条记录整理下来。

　　在尚尔和执笔写下的厚达28页的《基本事实材料》中，记者看到他专门用一半的篇幅记录了日本版二版的篡改增加内容。

　　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新汉日词典》日本版第二版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日文释义。

　　《新汉日词典》中强调使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字样，而日本版第一、二版都将其分别改成了“日本军”、“占领”等字样。

　　此外，在日文版中，原来的“中国东北地区”后加上了“（旧满洲）”。

　　“东北地区没有‘旧满洲’，在我们历史上只有‘伪满洲’”老人激动地说。

　　“像这样的肆意歪曲的释义还有很多，包括对国家领导人、一些敏感问题解释的曲解，从这些词条和释义的选择和数量上，我认为这决不是日版第二版增补方的疏忽和巧合。”尚尔和说。

　　“相信日本版第二版中，还有一些问题是我没发现的。”尚尔和说。

　　注明中国人编著

　　日方把例如“九·一八事变”这样的修改内容留下，没有传给当时的主编尚永清审阅

　　虽然该书日本版中进行了多处肆意篡改增加，但该书注明着出版方之一是中国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编著。

　　在该书日本版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版权页上，记者看到了“日本小学馆和中国商务印书馆共同编集”、“编集主干、校阅：尚永清”等字样。该页编集委员一栏，还有中国其他编者的名字。

　　同时也出现了日本编集委员的栏目，有8名日本学者被列入其中。

　　尚尔和认为，在中国知名出版社和中国学者编著的词典中，出现歪曲中国历史的内容，“只能让中国在日后国际事务中遇到一些历史问题时显得被动”。

　　“辞书不同于一般的书籍，它具有该领域中的权威性。如果出现歪曲历史的内容，以后其他国家就会说‘这说明中国已经承认了我们的观点，日本没有侵略中国’，会成为一个佐证，如果编者百年之后，又有谁说得清楚，篡改和增加内容是肆意加上的？”

　　4月初，记者看到当年由尚永清亲自起草了一份与日本出版方签订的协议。

　　其中有一条这样规定：“乙方（日本出版方）为充实该词典的内容而提出修改的建议或资料等，均要获得著作人的同意方可进行。”

　　尚尔和说，在他和母亲的印象中，日本出版方也确实在日本版出版前，将一些修改的内容样本邮寄给父亲审阅。

　　尚尔和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日本方有选择地把例如“九·一八事变”这样的修改内容留下，没有传给尚永清。

　　要求该版修改

　　商务印书馆表示，已向日方发函要求就一些问题进行更正

　　去年12月，尚尔和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商务印书馆总部，向他们反映了情况。

　　“出于对父亲的崇敬，和对中国的热爱，我认为在父亲去世后，我有这个义务一定要亲自把这件事情妥善处理。”

　　商务印书馆一位负责人接待了他们，表示“商务印书馆会研究处理”，让他们先回深圳等消息。

　　至今，尚尔和还没有得到商务印书馆方面的最后答复。

　　4月初，记者与商务印书馆有关人士取得联系。

　　该人士称，商务印书馆已向日方发函要求就一些问题进行更正。函件还表示，日方应对书中一些内容进行修改，才能继续出版。

　　该人士还表示：“词典的第二版商务印书馆没有版权，我们只是给日方提供一些资料。”

　　就“被篡改的书能否收回”的问题，该人士没有明确答复。

　　该人士说，我们不是发行方，收回很难，商务印书馆早已经买断了尚永清先生的版权，其他一些具体细节她并不知情。

　　4月9日，尚尔和说，日版第二版目前还在出版、印刷、发行。

　　尚尔和说，“凭我个人的力量，估计这件事的解决将是一场‘持久战’！”

　　本版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宋元晖 本报记者 王佳琳